财经

多富才算富?

多富才算“富”?

答案,当然取决于谁在问——而如今,问的人很多。在像伦敦和纽约这样富豪云集的大都市,已经挤进1%富人圈的人常会念叨,每年50万美元(约195万令吉)的日子,感觉就像狄更斯笔下的穷鬼。



在Showtime热播剧“Billions”里,一位身家4000万美元(约1.56亿令吉)、孩子上私立学校、拥有汉普顿度假别墅、养了一匹马和一家慈善机构的对冲基金经理竟然感叹说:“我–!我破产了!”

感谢神秘的私人银行界,真正的答案在这里:2500万美元(约9750万令吉)。

2500万美元的可投资财富。你可以承受这些钱在一个季度、三个季度甚至是一两年时间里深陷亏损,而过得毫不吃力。有了2500万美元,或许,仅仅是或许,你就开始跟富有挂钩了。

贫富差距扩大

因为这是一个超级富有、高度不平等的时代,这只是踏进富人圈的入场券,而且事实上,只是这个圈子最外围、最低级的一层。



而对地球上大多数人来说,2500万美元是难以想象的财富。对精英私人银行家来说,只能买得起他们的基本服务。

姑且称之为经济舱富人吧。商务舱?1亿美元(约3.9亿令吉)。头等舱?2亿美元(约7.8亿令吉)。私人飞机?也许是10亿美元(约39亿令吉)。

众所周知,有钱与没钱的财富差距,以及有钱和真正有钱的财富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股市的牛市行情,以及世界各地的私人生意所产生的财富。

还有一个标准至少在金融圈外不那么显而易见,那就是这些财富在谨慎打理它们的银行家心中有多少分量。

有了2500万美元的可投资财富,或许,仅仅是或许,你就开始跟富有挂钩了。

衡量标准变化大
20年前300万20年后2500万

没有哪位私人银行家会说自己不关心只有“区区”几百万的客户。

与全球许多最富裕家庭打交道的北方信托(Northern Trust Corp)强调说,最近几个季度,一半以上新客户有超过1000万美元的可投资资产。

但“为了达到最高水平,各公司都已经提高了门槛”,Boston咨询集团全球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布伦特·比尔兹利表示。

过去20年间,衡量富有程度的标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花旗私人银行全球负责人彼得·查林顿于1994年刚刚加入这家公司的时候,“300万在整个行业基本上都会被视作超高净值,”他回忆道。

“经过近25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对超高净值的定义已经变成2500万美元。”

按服务需求框定目标客户

财富管理者喜欢根据服务需求,来框定目标客户类型。

举例而言,一对夫妻的财富价值远低于2200万美元(约8580万令吉),且主要投资于分散的股票组合,那么他们可能就不需要太多花哨的信托和遗产服务,因为继承2200万美元左右无需担心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问题。

如果是拥有遍布多国、涉及不同币种的住宅和资产的家庭,就可能需要更多现金流管理,针对抵押贷款、游艇或飞机的定制化融资,以及以艺术品或投资组合为担保来融资的能力。

将商业利益打包进信托,找顾问作受托人也就可能合情合理。

在拥有投行部门的私人银行,“有时候投行会与私人银行客户合作对公司实施资本重组,或者可能通过出售非核心部门来变现,以便家族成员退出生意,”摩根大通私人银行的全球机构财富管理部门负责人约翰·达菲表示。

在一家财富管理机构放至少25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拥有这个数目或更多财富的客户往往会与几家公司合作,就能参与到首次公开募股(IPO),投资至少500万美元(约1950万令吉),就能跨国参与私募产品的一道监管障碍。

但这并不代表2500万美元就能敲开所有大门。

富国银行服务于超高净值家庭的阿博特·唐宁业务,需要客户至少有50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或1亿美元净资产。

美国银行的Ascent私人资本管理设定的门槛是7500万美元(约2.93亿令吉)净资产跨代财富。例外总是有的——对世交或有前途的企业家而言。

Suzanne Woolley●彭博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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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经

中国第一代富豪正退休 第二代准备好接班了吗?

(北京20日讯)中国曾经最富有的人宗庆后去世,引发了对他杭州娃哈哈集团控制权的激烈继承战。

他的女儿宗馥莉继承了巨额财富,瞬间被认定为中国最富有的女性。然而,领导权的过渡充满了挑战,因为她面临来自公司其他股东的反对。

根据《南华早报》这场斗争突显了中国更广泛的危机,第一代企业家如今年事已高,正面临复杂的继承问题,许多家族企业在传承领导权方面遇到困难。

中国的企业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正在老龄化,超过80%的《新财富500富豪榜》上的人都超过50岁。

根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下属研究协会的调查,2017至2022年间,中国约四分之三的家族企业出现了继任问题。

2022年版《新财富500富豪榜》(中国净资产最高的个人排名)上,超过80% 的企业家年龄在50岁及以上,31%的企业家年龄在60岁以上,11%的企业家年龄在70岁以上。

因此,他们的孩子们开始担任“第二代企业家”的角色,通常被视为自然接班人。然而,他们在尝试管理父母创办的公司时面临审视和重大障碍。

面对竞争准备不足

宗馥莉的案例说明了他们所遇到的障碍,例如如何处理股东关系以及在没有控股权的情况下建立权威的挑战。

过渡过程因经济放缓和商业环境变化而进一步复杂化。

许多第二代领导者,如李东生和许维,正在努力适应现代挑战,包括严格的法规和劳动市场的变化,这些变化使传统的工厂工作不再是主流。

这些年轻领导者通常来自优越的背景,这可能使他们在更具竞争性和监管环境中经营企业的现实面前显得准备不足。

在应对这些复杂性时,他们在维持和创新家族企业方面的能力仍然不确定,这引发了关于他们是否能够复制父母创业成功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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