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饶伊文

中国知识界对言论空间日趋狭窄不满，大学教授被学生举报“政治不正确”而下台，大家怀念江胡年代言论宽松的时代氛围。企业家包凡与潘军被调查经济问题，人间蒸发失联，没有程序正义，也引起商界对法治流失的忧心。

今年中国两会是3年疫情结束后的首次两会，被赋予重大的经济复苏期望，也被视为习近平执政步向第二个十年的起点。

不少知识分子都不满言论空间日趋狭窄，对比胡温年代言论空间收缩，过去数年，每年都有教授因言论被免职，当中就包括被评选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的许章润。

美国外国投资者、被誉为“新兴市场之父”的麦朴思（Mark Mobius）及前中国地产开发商沈栋对中国经济表达忧心。

言论空间日益收缩

华兴资本的包凡、花样年的潘军都人间蒸发，失联很久，被调查经济问题，但却没有依循“程序正义”，让企业家忧心中国法治建设的流失。

知识分子在习近平时代的体制内，言论空间日益收缩，在课堂上评论时政动辄得咎，举报风气日益盛行，除了真的“政治问题”外，学生也把学业成绩问题政治化，成绩不理想也以政治问题为由举报，使得老师面对学生更是如履薄冰。

教师批习近平被撤资格

2019年，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就因在《鲁迅研究》课程教学中被学生举报“发表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被撤销教师资格并予以降级处分，予降低岗位登记处分，将其岗位等级从专业技术5级降至专业技术7级，但校方没有交代唐云具体哪些言论有问题。

唐云曾批评习近平的金句“撸起袖子加油干”极为低俗，严重毁坏了汉语的优美，被怀疑因为批评习近平而被取消教师资格。

大学教授因言论遭解雇

除了唐云以外，近年来因言而失去教职的大学教师还有不少，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张雪忠、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厦门大学教授尤盛东、北京建筑工业大学教授许传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

其中，在2018年6月，主讲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学的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授尤盛东就因为被学生举报，指他在课堂上的政治言论“偏激”，而遭到校方解聘，但同时又引起400多名学生在网上联署，要求校方让尤盛东复职，他本人证实被学校解聘的原因是有学生举报其在课堂上发表了不当政治意见，但是校方没有具体指名是什么偏激言论所致，直到今年他接受采访时，才透露他曾经告诉学生，虽然央视、《人民日报》等使用“正能量”一词，但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谁在作业上这样写就打错扣分”。

他也告诫学生，“中国梦”的说法是一种狂想，而不是可实践的理想，不得在课堂中使用。

另外，他也禁止学生使用官媒流行语“习大大、彭麻麻”，意即将领导人称为自己父母亲。他认为自己是因这些言论获罪。

这些因言获罪的教师当中，最知名的则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前副教授许章润，许章润在事件前就是中国最知名的法学家之一，在2005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许章润是否嫖娼存疑

2018年7月，许章润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猛烈批评中国现行政治与社会方向、以及领导人的倒退趋势，及后他仍持续批评中国当局的政治形势。

2019年3月，清华大学暂停许章润的一切教学职务和学术工作、禁止上课招生，并且启动调查程序。时隔一年的7月6日，清华大学以许章润嫖娼受到公安行政处罚以及2018年7月起多次发表文章违反“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有关规定为由，将许章润开除。

经济犯罪与嫖娼经常是中国当局将政治问题“非政治化”的手段，许章润是否真的涉及嫖娼仍有疑问。

近年来，大学也对教师的言论、发提有更多限制，如强制大部分课堂需要进行录影，以备校方作政治审查。

大学教师过去在中国内地不能发表的论文就会投到境外发表，但在新规定下于境外发表论文也需要得到大学同意，接受外国传媒采访需要先获校方审批，组织跨国研讨会也同样要受校方审批，行政成本大幅提高，使相关发表、研讨会组织非常难以进行。

中国大好友的忧虑

被誉为“新兴市场之父”的麦朴思一直是“中国大好友”（China Bull，看好中国经济），早在1973年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时，在麻省理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他就撰写书籍《与中国做贸易》(Trade With China)，呼吁美国商界要更重视对华贸易，是美国商界最早的“拥抱熊猫派”（Panda Hugger），但他在3月2日接受《福克斯财经》采访时，却忽然批评中国营商的汇款问题，表示在中国经商多年后，第一次发生在汇丰银行不能将钱拿走，银行要求他提交过去20年资金来源、纳税文件、发票纪录等资料，才可以汇款到境外，他觉得事件与中国政府收紧资本管控政策有关，已削弱他对投资中国的信心。

同期，华兴控股创始人包凡也在几周前忽然失踪，两周后公司宣布他“目前正配合国家有关机关的调查”，但相关讯息仍然非常模糊，未知在哪个部门、因何事接受调查。

花样年潘军失联之谜

深圳房地产企业花样年行政总裁潘军据悉也在去年12月开始失联，至今仍下落不明。

花样年是曾庆红侄女曾宝宝实质控制的企业，潘军的失联也引起很多的政治联想。

但麦朴思在汇款问题解决后，立场又突然改变，声称中国在疫情已结束后，经济开始复苏，观察中国市场的表现便会发现它已从底部反弹了25%至30%左右。

全国人大会议在监管方面进一步明朗化，可能给市场带来更多帮助。

他也肯定中国管制正在正规化，并且变得更清晰和容易处理，代表中国仍对外国投资非常友善。

但麦朴思的遭遇是孤例，还是在华企业家的普遍例子，这仍需要打一个问号。

沈栋怀疑经济能否复苏

曾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0年、现流亡海外、与温家宝家族、孙政才过从甚密的富豪沈栋也在两会期间，到了台湾宣传其新书《红色赌盘》，对中国经济复苏抱有怀疑：“中国几个核心的经济支撑点都出现问题——政府想将钱投入基础建设，但能有回报率、带来社会意义的项目越来越少；房地产方面，工业房地产回报率下降、商业房地产过剩，剩下住宅房地产，过去十几二十年居民把住宅当作金融产品投资，但习近平一系列政策把投资信心打掉，很难恢复了。”

但他仍疑中留情，认为今年中国经济表现对未来的指引意义很大，“今年反弹的力度，对未来一段时间有很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如果反弹有力，明年虽然会比今年差，但也会开始回归正常增长曲线；但如果反弹力不行呢？如果去年的成长率是3%，之后变成1%、2%，背后实际的成长率可能就是0%”，“所以中国未来3、5年的市场经济表现，对未来地缘政治也有很关键的指导性作用”。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