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vs特朗普 天下为公反霸权
作者：黄杰、萧峰
100年前逝世的孙中山，意外地成为全球对抗特朗普霸权的重要思想资源。在特朗普“美国至上”的掠夺式外交搅乱国际秩序之际，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大同精神，坚持王道，反对霸道，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追求和平博爱。
他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强调“选贤与能”，超越西方选票胜者为王的“选主制度”。今天中国的变革重视“贤能政治”，德才兼备，检验实绩，“全过程民主”须看效果，而非靠投票，靠“协商式民主”化解矛盾。
现代中国争取融合与共同富裕，推动全面脱贫、乡村振兴，“基建狂魔”现象实现当年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和“实业计划”，甚至超越前进，与美国基建落后，社会治理崩坏，形成强烈的对比。
100年前逝世的现代中国革命人士孙中山，意外地成为全球对抗特朗普霸权的重要思想资源。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至上”的掠夺式外交搅乱国际秩序之际，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大同精神，坚持王道，反对霸道，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追求和平博爱。他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强调“选贤与能”，超越西方选票胜者为王的“选主制度”。今天中国的变革重视“贤能政治”，德才兼备，检验实绩，“全过程民主”须看效果，而非靠投票，靠“协商式民主”化解矛盾，争取融合与共同富裕，推动全面脱贫、乡村振兴，“基建狂魔”现象实现当年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和“实业计划”，甚至超越前进，与美国基建落后，社会治理崩坏，形成强烈的对比。
纪念孙中山逝世100周年，在于它的论述在今天美国霸权的天空盘旋，不仅影响15亿全球华人，也延伸到其他的种族和国家，在特朗普全球巧夺豪取之际，孙中山的论述坚持中华民族和平博爱的王道，拒绝重蹈西方历史中“国强必霸”的覆辙，不以肤色分贵贱，不以强弱定尊卑。
抗拒“强权即公理”
孙中山的大同世界愿景，抗拒“强权即公理”，主张世界应为公众所共有，强调国际合作与共同利益，与中国今天的“一带一路”理念一脉相承，决不以关税壁垒锁国自封，以互联互通促进多边主义，提供全球公共品，以互补共赢推动国际秩序多极化，不会筑起小院高墙，而是休戚与共，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两岸关系的纠缠中，孙中山的力量意外的成为一股凝聚的力量，不仅只是台湾国民党的论述，还可以成为台湾与中国互动的思想资源。台湾民进党除了身分政治的纠缠外，在民权和民生方面，都会和孙中山的思想有更多的共同点，可以找到更多的最大公约数。
中华民族主义超越地域
中华民族主义超越地域的局限性，回到民间中华和文化中华的世界，与两岸民间都可以相通。
民进党的支持者，都会认同妈祖、电音三太子，和现在中国的妈祖、天后与哪吒热潮。孙中山的思想，意外地成为两岸的黏着剂，成为最大的公约数，国民党在台湾是在野党，孙中山在中国也是在野的民间力量，都回归民间中华和文化中华的力量。
特朗普上任日数才刚逾半百，已经要吞并加拿大、格陵兰、加沙，压榨盟友军费，威胁经济报复欧洲，为稀土出卖乌克兰领土，掏空台积电并欲夺韩国科企三星，把世界当成是地主圈地游戏的私天下，回归丛林法则，引证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名言，当美国敌人是危险的，但当美国朋友是致命的。中国外长王毅对此作出铿锵有力的回击：“朋友应当是永远的，利益应当是共同的。大国不能唯利是图，更不能恃强凌弱。”
特朗普的翻云覆雨，意外地灌溉了孙中山百多年前留下的思想种子，萌芽蔓延。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神户的演讲鼓励日本领导亚洲摆脱西方统治，“勿为西方霸道的鹰犬，须当东方王道之干城”，提出“大亚洲主义”，呼吁亚洲国家团结合作。
中国的长期主义与美国的短期主义，同时也是王道和霸道之间的根本区别。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博爱，就是要超越眼前利益，拒绝被经济周期的波动操纵，战略定力不会轻易被动摇，见利不贪，见患不避，恪守根本原则，成为不确定的世界中最大的稳定因素。
历史的讽刺是，美国曾长期以“道德引领者”自居，但如今却成为道德的破坏者，让加沙屠杀持续，几万人遇害，但美国校园抗议的领袖，却被驱逐出境，让美国言论自由与开放社会的形象，一夕崩塌。
近年美国的极左“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衍生到公帑支付跨性别手术，但特朗普右翼共和党的反击，则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要搞一个排外的白人至上的社会。极左和极右，都是民粹主义泛滥，都是在社媒中“信息茧房”的受害者，导致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形成思想内战。
但无论极左和极右，都要面对美国当前管治崩溃的乱象，去年十几万人死于毒品滥用，逾5万人死于枪击案，露宿者人数飙升至70万人。“零元购”灾害席卷各大城市；或以为快乐教育就是顺从人性，最终却造成54%的人口阅读水平低于小学6年级，使美国排在发达国家的末段班之列。实际上，这些乱象是美国社会管治不善的表现，而孙中山引用《礼运大同篇》的大同精神就是追求社会“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成为美国社会的照妖镜。
理念政策对比鲜明
在国际关系上，特朗普的立场也与孙中山的理念和当下中国的政策对比鲜明。特朗普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倒退回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这和孙中山主张各国平等的精神相违背。
中国的“贤能政治”，就是靠体制内部的历练和系统培训，领导人都要经过偏远穷困地区治理的考验，中组部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部门，挑选最好的人才来治理中国，避免西方国家的民主只是靠竞选时的口才和背后的利益合纵连横，结果出现很多的民粹政客，只会辩论，口舌便给，但缺乏治理能力。特朗普就是典型的例子，都是“反智”的产物，也没有什么道德底线，却是美国要改变全球的领袖。
中国的贤能政治，也伴以党内“以党治党”和“自我革命”的诉求，避免权力的滥用，也避免政策的偏差，但也要避免短期主义的急功近利，而是要有长期主义的深谋远虑，作出长期的规划，中国的基建创造了全球的奇迹，而美国在严峻内耗中，却是无法实现任何大规模的基建，更遑论要“再工业化”，因为人才的缺失，对中国留学生猜疑，纷纷返国，而中国近月来创新力量井喷，从去年“黑悟空．神话”游戏火爆，到今年《哪吒2》动画票房破纪录，再到“深度求索”（DeepSeek）人工智能、宇树机器人，到智能体Manus，都显示中国模式的强大竞争力，和特朗普当前的内外交迫的乱局，对比强烈。
中国“一带一路”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不动摇他国政治稳定、不挑衅他国社会矛盾前提下，分享技术成果，推动产业升级，打造双方互补共赢关系，协助奠定工业化发展所必需的道路、交通、网络及能源基建，为他国争取最大的政策空间，独立自主拟定发展议程。
由于社媒的信息茧房效应，导致民粹丛生，美国政治被“选举至上”的选主制度所困，胜者为王。政策视野受限于选举周期，因为要时刻保持民意支持率，而被媒体周期左右国家决策，民主实质内容却被丢空。
民生主义当代演绎
孙中山百多年前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相较之下更注重实质内涵，其五权宪法强调选贤与能，与今天中国贤能政治的政治制度精神一致，拒绝选举霸权，也不问出身贫寒，重视实绩与结果。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重视民权的基本落实，要警惕民粹的放大，要分阶段实施。中国则重视全过程的民主，重视效果。对于不同利益团体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提出协商民主，重视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争取融合与共同利益，不仅看微观的问题，也看宏观的总体利益。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中国被演绎成为全面脱贫，推动基建发展，成为基建狂魔，也是超越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和实业计划。经济上的公平分配，在于要有更大的饼，也要有具体的均富机制和分配的方式。
100年前的孙中山思想，成为今天特朗普乱政的最佳解药，这看似是历史的偶然，但更是中华王道终将胜过西方霸道的历史必然。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孙中山东南亚广结奇缘 辛亥革命靠南洋捐助
作者:卢德仪
孙中山在东南亚活动、组织、宣传与筹款，将海外华侨转化为革命的重要支柱，他们出钱出力，以身相殉，辛亥革命约三分之一经费就来自于南洋华侨捐助。
现代中国革命人士孙中山先生在东南亚的活动，成功将海外华侨转化为革命的重要支柱。据统计，辛亥革命的经费约三分之一来自南洋华侨捐助。他通过组织、宣传与筹款，不仅推动了中国革命进程，也强化了华侨的民族意识。没有南洋华侨出钱出力，以身相殉，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孙中山于1900年开始在东南亚地区活动，这些地方当时是华裔密集的区域。孙中山最初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便是在这些地方开始建立的；之后，光复会和同盟会的成立也进一步加强了他与东南亚华侨的联系。
孙中山8次到新加坡，分别下榻不同的住处，而晚晴园的意义则最为重大，作为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奠定了新加坡曾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华侨商人张永福、陈楚楠和林义顺是孙中山在新加坡的得力支持者，他们积极参与筹款并宣传革命理念。晚晴园即是张永福的产业，张永福于1905年购置这栋别墅作为母亲陈宝娘安享晚年的居所，因而命名为“晚晴园”。后来张永福将晚晴园让给孙中山进行革命事业，孙中山的3次起义先后在晚晴园策划。
在新加坡，孙中山的际遇开始并不太顺遂，1900年他抵达新加坡后就遭遇保皇派的威胁，指控他涉及谋杀，将他扣留。殖民政府将他视为“危险人物”，驱逐他出境，5年内不得入境。这个时候，新加坡并没有革命人士，孙中山被驱逐出境后，也就很少留意新加坡任何与革命有关的动向。直到1904年第一份革命性报章《图南日报》创刊后，新加坡才又引起他的注意，《图南日报》的创办人正是张永福和陈楚楠。
日历牌促成革命合作
1905年农历新年，《图南日报》印赠一份日历牌，题有革命词和相关图样，孙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偶然看到这份日历牌，十分欣喜，购买了20份，并致函询问，一份日历牌促成了孙中山和新加坡革命党的合作。孙中山后来从欧洲前往日本，途经新加坡，当他所乘搭的轮船抵达时，陈楚楠、张永福和林义顺3人上船与孙中山见面。这次会面奠定了日后同盟会在新加坡设立分会的基础，当时是孙中山被新加坡殖民政府驱逐并禁止入境新加坡后的第5年。东南亚华侨社会之有革命党的正式组织，即在晚晴园开始。新加坡同盟分会以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副之。当时乃秘密组织，会员见面互以暗号沟通。
晚晴园地位之重要，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策划，以及与革命伙伴在此商议可见一斑。同盟会的党章在此起草制定，并成为其他东南亚分会的楷模。从新加坡开始，同盟会扩展到对岸的马来半岛的芙蓉、吉隆坡、怡保、槟城等地。
革命受阻转到马来半岛
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战役，如黄冈起义（1907年5月）、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河口起义（1908年4月）等，事前都是在晚晴园策划。然而，一连串的起义，没有一次成功。会员们出钱出力，却不见成效，倍感疲惫心竭，逐渐对革命失去当初的热诚。当时，满清驻新加坡领事频频施压殖民地政府干涉同盟会活动，致使革命活动陷于困境。孙中山在新加坡遭遇了革命生涯的低潮期，他尝试整改组织，在1908年7月成立南洋支部，藉此唤起当地党人的热诚，但依然成效不如预期。1909年后，孙中山的东南亚基地转换到了马来半岛北部的庇能（现在的马来西亚槟城）。
筹款购军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需要大笔的资金，必须筹得数10万元的钜款，才能购买大批军械，召集多数同志，组织大规模的起义。募款的重任孙中山自己担负起来，当年他的足迹遍及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芙蓉、吉隆坡、马六甲、槟城、太平、江沙、和丰、怡保、务边、九洞等地的矿场、橡胶园和街市，在这些华人聚集的地方举行讲演会，所幸华侨同胞总是尽其所有地把身上的钱财掏出来捐献，给革命党人带来很大的鼓励。
1906年孙中山与新加坡的志士一同第一次抵达吉隆坡，他们的目的是向当时的大矿主寻求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曾经与吉隆坡矿主陆佑见面，极力说服陆佑捐助一批革命军费，但是陆佑为了不要惹上麻烦，拒绝了。之后孙中山前往怡保，未料当地的大矿家胡子春对他发出暗杀令，孙中山不得不连夜撤走。
庇能会议改变中国命运
在槟城华人的大力支持下，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从新加坡面临的低潮期走出来。孙中山于1905年第一次抵达槟城，在两位支持者吴世荣和黄金庆的安排下，在小兰亭做了首次演讲。这个地方见证了孙中山喊出了激昂的“满清不去，中国必亡”的口号，激励了在场的听众，槟城同盟会随之成立。不过，孙中山在演讲后受到一些保守的商人攻击，指他“无父无君”，是大逆不道的“造反”。即使受到阻滞，孙中山依然勇往直前。
1910年7月，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从新加坡搬到槟城，孙中山在这里召开了被称为改变中国命运的重要会议：“庇能会议”。孙中山在槟城的重要事迹还包括创办了槟城《阅书报社》和《光华日报》，用以启迪民智和宣传革命。《光华日报》的报头是孙中山亲自题字，报纸现在仍每天出版，是槟城具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章。
1910年11月13日，庇能会议在柑仔园门牌四百号召开，孙中山召集同盟会骨干黄兴、胡汉民、赵伯先，以及槟城代表吴世荣、黄金庆等人策划第十次起义，也就是后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同年11月14日，在打铜仔街120号同盟会南洋总部机关，同时也是槟城《阅书报社》和《光华日报》报馆所在地，再次举行秘密会议，也就是史称“庇能会议”的重要事迹。当时处于低潮期的孙中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激发革命党人重新奋起。据说他演讲时声泪俱下，在场人士无不动容，据南洋机关总部委员杨汉翔记载，众人当场捐出8000大洋作为广州起义基金，同盟会以筹募教育基金为名，在马来西亚各地筹获数万元，为革命士气注入一剂强心针。孙中山随后从槟城发函同盟会各分会，共募得18万6000余元，成为黄花岗起义的主要原动力，槟城可以说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转折点。
黄花岗烈士南洋忠魂
1911年（辛亥）4月27日，孙中山发动的第2次广州起义又遭失败。此役牺牲了72位革命党人，也就是名垂青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烈士中有四分之一是南洋华侨，其中四人是槟城华侨。“七十二烈士”的牺牲是历来武装起义中表现最勇敢和壮烈的一次，激发了全国反清情绪，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索。
革命党在孙中山革命精神感召下，“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越挫越勇，最终于1911年10月10日迎来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成功。
根据槟城历史工作者的记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美国回去中国候选民国大总统时途经槟城，特地做几小时的短暂停留，与当地的支持者见面，足见槟城在孙中山心中的举足轻重地位。
当中来自槟城的吴世荣作为南洋各埠同盟会总代表，应邀出席于1912年元旦举行的“中华民国开国大典”。
媒体称，当时孙中山亲到上海码头迎接，轮船抵岸，吴世荣在军乐声中下船，孙中山箭步上前，紧紧拥抱吴世荣，随后发表演说，其中就提到后来史家和海外侨界都津津乐道的名言“华侨是革命之母”。
吴世荣家底深厚，为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倾家荡产卖掉自己的产业，包括他妻子的嫁妆，即位于槟城红毛路十一号、当时槟城最雄伟气派的私人宅邸。
孙中山每次需要筹募基金，就联系他，他都会倾尽全力到处募款。这些事迹说明了南洋华人出钱出力，以身相殉，成就辛亥革命。
胡志明翻译过三民主义
在1900年至1910年期间，根据一些口述历史和正式史料，孙中山的东南亚足迹也遍布越南、泰国和印尼。
根据越南历史学者，孙中山曾在越南组织从日本购买武器并将武器运入中国境内，并在那里聚集参加起义的武装人员。据了解，越南国父胡志明曾经翻译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派发给其革命追随者。胡志明在书中写到：“三民主义很适合越南。”越南建国精神独立、自由、幸福，对应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和民生。
为了隐藏身分，躲避被跟踪，方便秘密行事，孙中山经常化名进出不同地方。孙中山在1903年就化名“杜嘉诺”，以医生身分秘密来到曼谷。孙中山在当地结识了以反清为宗旨的民间团体洪门天地会的侨领萧佛成，动员侨胞团结起来，支持革命。
槟城新加坡设纪念馆
孙中山在新加坡和槟城等地所居住过以及作为革命活动的房子，目前在当地华社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开辟为纪念馆和博物馆，记载着孙中山在东南亚的革命事迹和倡议。槟城历史工作者曾印制“孙中山史迹巡礼图”，列出当地18处房屋旧址和路线图，游览者可按图索骥，逐一缅怀孙中山的革命情操。
至于新加坡晚晴园，1910年张永福将之转售，之后又几经转手。1937年，6位来自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华商社群的领袖，即李光前、陈延谦、李振殿、周献瑞、李俊承和杨吉兆，汇集他们的资源，合力购回晚晴园，并且捐赠给商会；晚晴园于1940年元旦首次作为纪念馆向公众开放。晚晴园现在已成为国家古迹，并由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管理。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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