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之事迷思/Project Syndicate
我从事经济预测至今已有50余年，在此期间不断听到有人说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
这种流行的比喻经常会产生同样夸张的推论：我们从未面临过如此巨大的风险或不确定的未来，简直吓得人喘不过气来，以至于预测也变得困难重重。
这话重复的次数一多，也就开始变得可信了。
我在此必须坦白：我的水晶球经常被那些所谓前所未有的事态发展震碎，次数多到数都数不清了。1970年代是异常动荡的十年：1973年的石油冲击之后迅速出现了“大通胀”和一段时期的滞胀，为二战后第一个看似史无前例的阶段奠定了基础。
随后1980年代的低速通胀使1970年代的恐怖电影在1990年代完美重演，并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结束，引来了起初所谓的第一次全球化危机。
地震的前奏
但当我们如今回顾这些事件时，却发现它们只不过是地震的前奏而已。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信息技术革命和网络泡沫预示着大量资产泡沫将困扰全球房地产市场和许多金融工具，从次级抵押贷款到更广泛的信贷流和各类证券股票。
当整场游戏无以为继时，随之而来的跨境和跨金融工具危机传导助长了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对于当时已经危机四伏的世界来说又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动荡。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全球形势已经糟糕到底的时候，一场百年一遇的疫情和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颠覆了人们的传统思维，而保护主义浪潮、贸易及科技战以及中美之间潜在的超级大国碰撞也是如此。再加上东欧和中东爆发的战争，前所未有之事已成为了新常态。关于“长期危机”和“多重危机”的书籍如今纷纷跻身畅销书之列。
应对不确定未来
我身体里那个玩世不恭的小人说：“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但仅仅因为在半个动荡世纪间从事预测工作并不意味着我能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独到见解。
鉴于马克·吐温说历史往往是押韵的，我也从自身经历中提取了三条重要经验，希望能帮助大家了解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可能会发生些什么：
第一，学会接受意外的来临。人类有种内在的自回归倾向（Autoregressive），总喜欢把近期发生的事件作为预测未来的最佳依据。
政策制定者尤其容易采取这种短视的方法——修复导致上一次危机的系统缺陷，却从不探究什么可能引发下一次危机。比如亚洲各经济体在1990年代末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此举有助于防止下一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但对因股票泡沫破裂而实际导致的危机毫无作用。
其次，从一个所谓史无前例的时代到另一个史无前例时代之间存在明确无误的连续性。一场危机往往会引发下一场危机。
在保罗·沃尔克的英明领导下，美联储采取了多项强硬措施来遏制大通胀（其他中央银行也是如此）。但尽管赢得了战争，政策制定者们却失去了和平——利率被调得太低以致无法维护金融稳定。
近零政策利率
同样，眼看全球资本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陷入停滞，各国央行发现了近零政策利率这一灵丹妙药。这反过来又为日后资产泡沫（不仅是股票，还有债券和信贷）的泛滥埋下了伏笔，最终导致了十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
第三，危机及其引发的“非同寻常”事态发展如今已是常规而非例外。近几十年来平均每三四年就会发生一次灾难。
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之后是1987年的股市崩盘，和1986-1995年的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日本（1990年）、墨西哥（1995年）和亚洲（1997年）的内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一对冲基金濒临倒闭（1998年）；网络股泡沫破灭（2000年）； 安然会计丑闻（2001年）、次贷灾难（2007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2010年）、因担心美联储政策正常化而引发的“缩减恐慌”（2013年）、中国股市崩盘（2015年）、美中贸易战（2018年）、新冠疫情（2020年）和去全球化（2023年）。
政策制定严峻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预测人员却面临着预测未来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公共政策制定者也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挑战：虽然另一场危机即将来临，而且很可能是迟早的事，但要使前瞻性政策与高度不确定的未来所催生的各类隐患一一对应简直形同于在针尖上跳舞。
但这并不能成为政策失误的借口，也不能因此将资产市场错误定价和经济混乱描述为所谓前所未有状况下的无可逃避意外。
我对那些集体举手投降说“别怪我“的政策制定者、企业决策者和投资者已经失去了耐心。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逃避。冲击将继续存在，而我们的任务不是预测下一次冲击——尽管总有人会这么做——而是得更加专注于构筑韧性。
既坚持通过政治授权流程制定政策，又尽量减少不可避免的混乱是件说易行难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此陷入史无前例事件的迷思而甘愿沦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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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恐华症渐失控/Project Syndicate
美国当前的反华情绪浪潮已经持续了多年。它始于2000年代初，当时美国政策制定者首次对华为提出国家安全担忧。
“中国技术冠军”华为开发新型5G电信设备的市场领导者，被指控部署数字后门，使中国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成为可能。以美国为首的2018-19年制裁必置华为于死地而后快。
但华为只是一个开始。从那以后，美国恐华症全面爆发——这是一个我不会轻易使用的强烈用词。《牛津英语词典》将恐惧症定义为“由特定物体或环境引起的极端或非理性的恐惧或恐慌”。
事实上，中国威胁现在似乎无处不在。美国政府实施了出口管制，以切断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的渠道，这是其阻碍中国人工智能野心的联合行动的一部分。
美国司法部刚刚起诉了一个由国家资助的中国骇客组织，指控其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中国电动汽车、建筑和码头装载起重机以及现在的TikTok的所谓风险也引起了很多关注。
恐惧也不仅限于技术。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的文章，美国政府将一个多边问题：与100多个国家的贸易逆差，误诊为双边问题，并用关税惩罚中国。其他人警告说，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华盛顿对中国军事威胁夸张说法有时近乎歇斯底里。
当然，这一切只是故事的一半。中国自己的“恐美症”也不遑多让——妖魔化美国指责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不公平贸易行为和侵犯人权行为。
两种恐惧症都与我在最近的书《意外冲突》中提到的大量出现虚假叙事有关。尽管存在这种针锋相对的指责游戏，但我现在有不同观点：有充分的理由担心美国的恐华症毒性越来越强，并且逐渐失控。
红色恐慌再现
自1950年代初的红色恐慌以来，美国从未如此诽谤外国势力。当时，由美国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和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领导的双管齐下的国会方针，以保护美国人免受苏联间谍活动和影响为幌子，带头攻击所谓的共产主义同情者。
今天，另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政客，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作为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主席，带头发起了这项指控，该委员会让人想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HUAC黑暗时代，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未经证实的指控。
虽然加拉格尔将于4月从国会退休，但他的遗产会继续存在，不仅作为可能导致彻底禁止TikTok的法案的共同提案人，而且作为给一切支持与中国接触的人带来长长的阴影的国会举措的领导者。
美国一连串的指控是包裹在国家安全坚不可摧的外衣下的未经证实的恐惧的表现。但所有这些恐惧都是空穴来风。相反，所谓的中国日益咄咄逼人，只有间接证据。起作用的是演绎推理的明确无误的两党政治化。
美国有民众和国会议员反对向TikTok实施禁令。
“美国例外论”强加价值观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要求我们“想象”如果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被武器化会发生什么。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是唐纳德·特朗普任命的人，也是保守派联邦党人协会成员，他警告说，“如果中国决定攻击时机成熟”，中国的恶意软件可能会使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瘫痪。一名美国前反间谍官员将中国制造的起重机中的传感器比作特洛伊木马。有许多“如果”和海外奇谈式的比喻，但根本没有关于意图或可验证行动的确凿证据。
是什么让中国产生了这种恶毒的美国反应？在《意外冲突》一书中，我强调，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不能容对立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治理体系。
“美国例外论”的主张迫使我们将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冷战时是如此，今天也是这样。
易掩盖美国自身问题
我还认为，对中国的过度恐惧很容易掩盖美国自己造成的许多问题。
双边贸易逆差很可能反映了个别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例如今天的中国和35年前的日本。但广泛的多边贸易逆差更多地源于美国长期的预算赤字，导致国内储蓄不足。
同样，技术威胁不仅是据称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正如我在书中强调的，这也代表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投资不足及基于STEM的高等教育不足。美国政客不对着镜子认真照照，反而把责任归咎于中国，纯粹是因为这样在政治上最方便。
过度恐华非正当反应
随着恐华症自食其果，恐惧开始呈现出事实的光环，与中国发生意外冲突的危险也在加剧。通过对这些焦虑采取行动，美国有可能煽动它想要阻止的结果。对中国侵略台湾的担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美国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更好。美国领导人不应将过度恐华作为对中国威胁的正当反应，而是需要避免随便找借口，更多地成熟思考。全球领导力的要求不亚于此。
在1933年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用一句令人难忘的台词，强调这种危险病态的最终风险：“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在当今的恐华狂潮中，这一点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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