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富鸿沟及财富转移/安邦智库
近期，美国社会的财富代际鸿沟及财富转移的报道，成为了社会讨论热点。
据全球著名的资产管理和配置咨询机构凯锐利咨询公司（Cerulli Associates）的估计，未来20年，84.4兆美元（约371.4兆令吉）的巨额社会财富，将从婴儿潮一代及老一代人（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群体）手中，转移到年轻一代人手里。
千禧一代（20世纪80及90年代出生的一代）将是主要受益者，预计到2030年，这一群体将从婴儿潮长辈那里继承超过68兆美元（约299.2兆令吉）的财富，这将是现代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之一。
安邦智库（ANBOUND）资深研究人员认为，赚钱靠大时代，这不仅仅对企业家而言如此，对社会中的普遍百姓更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国家表现出类似的规律。
美国社会的财富代际鸿沟，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两代人所在的经济环境连同着财富积累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就是大时代发生了变迁。
二战后1946-1964年间，美国共有7590多万婴儿出生，约占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住房拥有率偏低
“婴儿潮”人口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这期间，美国经济基本上都保持着增长速度与动力，尽管70年代遭遇石油危机，但80年代仍恢复到了危机前的发展动力。
2006年开始，婴儿潮一代开始慢慢步入退休期，然而，千禧一代及接下来的年轻一代则没有那么幸运，他们不得不要应对一些独特的经济困难和挑战，他们不仅在成年初期就经历两次经济大衰退，而且还面临高等教育成本（和学生债务）以及住房成本，这对他们的储蓄和财富造成了深刻影响。
而且，年轻一代的住房成本也变得更加昂贵，这主要是因为婴儿潮一代的住房资产的价值增加了。
在过去的40年里，由于新房价格的中位数超过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住房的可负担性大大降低，这导致未偿还抵押贷款债务增加，并使千禧一代的住房拥有率低于上一代（过去两年贷款利率上调进一步影响住房的可负担性）。
在30岁时，43%千禧一代拥有自己的住房，在该年龄段，52%婴儿潮一代拥有自己的住房。
更值得注意的是，千禧一代经济情况真的不太如意，研究发现他们将是第一代大多数人退休后没有固定养老金计划的人，社会保障可能不是他们可靠的退休收入来源。
根据成立于1904年的美国著名保险品牌全美人寿（Transamerica）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在退休前动用退休储蓄——即贷款、提前提取、困难提取——已成为年轻一代更常见的情况。
千禧一代财富增5倍
据全球知名房地产中介连锁品牌科威国际不动产（Coldwell Banker）估计，到2030年，千禧一代所持有的财富将是本世纪初的5倍，这主要归功于遗产继承。
同时，美国房地产公司最新研报（2024年12月）的数据显示，婴儿潮一代拥有美国约占房地产总值一半的资产，总价值高达17兆美元（约74.8兆令吉），且3/4的婴儿潮一代美国人计划将自己的房产或房产出售所得作为遗产交给自己的孩子。
婴儿潮一代留下的房产价值极其巨大，因此也被称为“银色海啸”。此外，据美国《新闻周刊》分析，目前最年轻的婴儿潮一代人只有60岁，这意味着后续婴儿潮一代手中的房产还有望进一步增值。
这不是美国社会独有的社会财富现象，在日本社会也是主要集中在“团块时代”即战后婴儿潮一代手里，其他有些国家，在未来可能也会出现代际鸿沟呢。
安邦智库（ANBOUND）创建于1993年，是一家富有影响力的独立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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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展望乐观/安邦智库
自2001年以来，中国逐步放宽了外资准入限制。长期以来，中国对境内机构借用中长期外债一直采取严格的审批制度。
作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制度框架可溯源至20世纪90年代的渐进式改革，并在入世后逐步构建双向开放体系。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持续推进，2015年IMF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权重10.92%），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取得关键性突破。
随后，“债券通”（2017年）、沪港通、深港通等机制相继放宽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
不过，根据IMF的资本账户开放指数，中国在40项资本交易中仍有超过一半受到严格管制，其开放程度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欧盟）和部分新兴市场（如巴西、印度）。
截至2025年初，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已超过33万亿元人民币，股市总市值约90兆元人民币（约56兆令吉），吸引了全球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对冲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的关注。
投资者反应积极
此外，资本账户中诸多限制性政策（如资金汇出限额、外汇对冲工具不足）成为投资决策中的重要考量因素。世界投资者的观点因投资目标和风险偏好而各异，但普遍围绕开放步伐、透明度和风险管理进行讨论。
许多投资者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持积极态度，认为这是进入中国庞大市场的关键。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和日本养老投资基金（GPIF）等机构表示，若放宽资本账户限制，他们将更有信心将人民币债券和股票纳入长期投资组合。
这种需求不仅基于分散化考虑，也与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密切相关，部分国际投资者也对中国政府的开放承诺持乐观态度。
但同时，也存在不少反对或担忧的声音，主要涉及四个方面。首先是汇率波动与资本外流风险。部分投资者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持谨慎态度，担心可能引发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和资本外流。
其次是对中国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和细节常缺乏明确时间表，且监管措施（如外汇额度审批）可能突然收紧。例如，2023年央行曾暂停部分外资机构资金汇出，引发市场紧张情绪。
第三是地缘政治与制裁风险。中美博弈加剧了投资者的不安。特朗普第二任期时重启贸易战和金融制裁，使中国资产面临严重外部压力。
第四是金融市场成熟度问题。部分投资者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尚未完全成熟，难以应对资本账户全面开放带来的冲击。
建议渐进式开放
针对上述问题，世界投资者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提出了若干建议。首先是采取渐进式开放。多数机构（如IMF、摩根大通）建议中国应采用“先易后难”的策略，优先放宽债券市场和长期投资的限制，再逐步过渡到短期资本流动。
其次是加强对冲工具的建设。国际投资者普遍呼吁扩大外汇掉期和期货市场规模，以提升人民币汇率风险管理能力。目前，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衍生品交易量仍远逊于美元市场。
第三是提升政策透明度。外资期望中国能提供更明确的政策路线图，避免临时性干预，同时明确资本汇出规则和税收政策。第四是加强监管协调。借鉴新加坡和韩国的经验，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框架，以增强市场信心。
对中国而言，如何平衡开放与稳定至关重要。渐进式改革、完善对冲机制以及提高透明度均有助于赢得投资者信任。未来，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一议题仍会成为国际投资界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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