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鲍威尔必须下台!/Project Syndicate

美国总统拜登当前正面临着一个关键的决定:把美联储主席这个全球经济中堪称最有权势的职位交到谁手里。

错误的选择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当年艾伦·格林斯潘和本·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未能充分监管银行系统,为75年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埋下了祸根。

那场危机以及政策制定者对其的应对手段,都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导致了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并在那些失去房屋和工作的人心中种下了无法平复的愤恨。

而关于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为何应当留任的陈词滥调已经够多了——这样做能体现两党合作;这可以强化美联储的可信度;我们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来指引疫情后复苏等等……

当我在25年前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而格林斯潘面临留任时也听到过跟上面一模一样的论点,它们说服了克林顿总统,而国家却为他的决定付出了高昂代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7年时的里根总统却对这些论点不屑一顾,在保罗·沃尔克驯服了通胀之后拒绝重新任命他。沃尔克给里根帮了大忙,但由于后者一心想要放松管制,最终选择了格林斯潘这个安·兰德的忠实信徒。

未来几年考验巨大

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谨慎的判断和取舍意识。

通胀与就业和增长相比孰轻孰重?我们对市场自身的效率、稳定、公平和竞争有多大信心?我们应该对不平等问题给予多大程度的关注?(至少在共和党陷入民粹主义疯狂之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这些问题上,一直都持有截然不同但各自明确阐述的观点。

在我看来,民主党人对失业后果的更大忧虑是有道理的。2008年危机表明不受管制的市场既没有效率也不稳定。此外,我们知道只有在劳动力市场趋紧的情况下,那些边缘群体才会被纳入经济之中,工资差距才会有所缩小。

未来几年对任何一位美联储主席或许都是一个考验。美国已经面临着关于通胀以及如何应对的艰难判断。

最近的物价上涨是否主要是由史无前例的经济封锁措施导致的反冲?美联储应该如何看待尚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非裔美国人就业率?提高利率(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会不会是一种比疾病更糟糕的疗法?

同样,虽然抵押贷款证券的错误定价是2008年经济崩溃的核心,但目前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相关资产的错误定价甚至更严重、更普遍。那么美联储对此应该做些什么?

撑特朗普已犯错

鲍威尔可不是应对当前时刻的合适人选。

首先,他支持前总统特朗普的放松监管议程,给世界金融健康埋下了隐患。

而尽管全球其他央行行长都宣布气候风险将是未来几十年的决定性问题,而他至今都不愿意着手应对。

鲍威尔会说气候问题不在美联储的职权范围内中,但这是错的。

美联储的其中一部分任务是确保金融稳定,而对金融稳定的最大威胁莫过于气候变化了。

美联储还负责审核金融业的兼并行为,而鲍威尔的记录表明他从来没有否决过任何一起兼并案。

这种松懈是经济当前最要不得的。竞争的明显缺失和足够监管的缺位纵容了超额利润的产生,减少了对小企业的资金供应,并为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去压榨他人。

大二生也懂的道理

一些评论家将美联储对疫情的反应归功于鲍威尔。但任何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都知道在经济衰退期间不能收紧货币政策和提高利率。

此外,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所言,鲍威尔从未认真承诺过要实现充分就业。相反,从2012年就开始担任美联储理事的他在收紧货币政策方面的错误判断,可以追溯到2013年的“量化宽松缩减恐慌”事件。

尽管许多美联储观察家坚持认为解决不平等并非央行分内之事,但事实上美联储的政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分配影响。

正如过早调高利率会扼杀增长一样,《社区再投资法》的执行不力使得市场力量的集中程度进一步加剧。

道德丑闻影响信誉

最后,最近涉及美联储高级官员市场交易的道德丑闻,破坏了外界对该机构领导层的信心。鲍威尔对利益冲突的麻木不仁(包括在美联储的一些疫情应对项目的管理方面)一直让我忧心。

特朗普的四年执政已经削弱了对美国体制的信任,而对美联储诚信的信心也确实存在进一步被削弱的风险。任何美联储官员都不应该需要一个道德监察员来告诉自己究竟哪些交易是不应进行的。

美联储在某些方面就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它本应高于政治,但至少从布什诉戈尔案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不是真的,而特朗普则最终坐实了这一点。

美联储也应该是独立的,但鲍威尔和格林斯潘追随其所属政党放松监管议程时的做法明确体现了情况并非如此。

虽然影响经济各个方面的关键决定都是由美联储理事会做出,但权力历来集中在主席身上——而且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权力大得多。美联储主席可以决定将什么事项提交表决以及哪些事项需要暂缓或加急,而气候问题就是说明主席人选极端重要性的其中一个例子。

适合人选近在眼前

美国需要一个真正致力于确保一个稳定、公平、高效和有竞争力金融部门的美联储。任何认为我们可以依靠不受约束的市场或认为监管已经过度的人都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

我们既不需要格林斯潘那样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也不需要鲍威尔这种华尔街思维的律师。相反,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对经济学有深刻理解,且对拜登的价值观及其对通胀和就业的担忧有所共鸣的人。

能满足这些条件的人选很多。但拜登不必走远就能找到一个已经展现出这类能力的人。

莱尔·布雷纳德就在美联储担任理事,她在那里展现了自身能力并赢得了市场的尊重——而且也没有对自己的价值观做出任何妥协。

拜登可以放心大胆地任用她:一位长期秉承同一立场且不会搅乱市场、又契合他的经济和社会议程的美联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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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息降准市场心慌慌/黄锦荣

中美货币政策如今来到了一个分叉路,因面临不同宏观经济处境而开始分道扬镳,政策差异极大可能于明年掀起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债务风暴。

先谈美联储。鲍威尔在去年八月的杰克森霍尔央行年会中宣布,将美联储长期货币政策框架,从2%通胀目标修正为2%平均通胀目标,这个看似没差的通胀目标,却大大地影响了美联储于今年面对通胀的态度。

如果美联储依2%通胀目标行事,货币政策会在通胀低于2%的时候维持宽松,让利息偏低,并透过固定购买政府债券来给金融市场注入资金和压低长期借贷利息。

然而,一旦通胀回升向2%逼近,美联储就要改弦易辙,开始部署收紧货币政策,除非他们以为通胀乃短暂现象。

但是2%平均通胀目标的操作方式却不同,当通胀因经济疲弱而长时间低于2%通胀目标,美联储会容许通胀随后在经济复苏期间回升,即便偏离2%通胀目标,也不改变宽松政策,以加快劳力市场的复原,只要确保平均通胀依旧保持在2%即可。

举个简单的比喻。假设地点X是目的地,而我们原来设定以时速90公里前行,但因为车子发生故障而必须减速,甚至停了下来。

当过了一段时候,车子能重新启动,要是我们依然以不超过时速90公里的速度行驶,那大概得耗上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

为了准时到达,一般上我们的反应都是加速,允许车子超速行驶一段路程以后才放慢下来。

这就是2%平均通胀目标的原理,也是为何美联储于今年内没对升高的通胀做出及时反应。

问题来了,超速前进是有风险的,出意外的概率会相应提高,而且超速过久,容易错过目的地,一旦赫然发现目的地就在眼前而紧急刹车时,重心会失衡而翻车,造成连环撞的概率也会骤升。

当下美联储的政策风向已然出现变化,有加快缩表、提前加息之意,本来2023年才会升息的预测,先是调整至明年年末,后来再往前一步调至2022年7月以后,现在则是有可能在明年第二季就开始升息循环,次数还可能超过一次。

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

政策刹车如此之急和频密,要稍有不慎,不仅有可能挫败美国经济复苏动力,连带拖慢全球经济复苏,最危险的莫过于引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

由于世界各国政府在抗疫期间,不得不大肆举债救援经济,单是2020年,全球公共债务就暴增11兆美元(约46.2兆令吉),占GDP比例更是创下了二战以后的新高,达97%,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也升至三十年新高的63%。

美元利息的急升,将冲击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能力,因美元走强而贬值的货币,也会引发美元债务膨胀,陷发展中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

历史洪流从来不缺债务危机之例。拉丁美洲因前美联储主席伏克尔,在1980初执行反通胀政策而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沼;亚洲多国也因美联储在1996年逆转宽松货币政策,而出现金融资金倒流以后,身陷货币巨贬和金融危机的窘境。

这次不一样,全球金融市场乌云密布,因为焦点不是拉丁美洲,而是中国。

中国央行逆市降准

中国人民银行在一周前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通过降准来为市场释放更多资金。

在全球谈论通胀和升息之际,中国央行反其道而行降准,那是从侧面证实中国内需经济景气不振的担忧正快速成为现实。

而中国的外债在去年末也达到2.4兆美元(约10.1兆令吉),其中三分之一是美元债务,美国急升息会加剧金融市场对中国债务的担忧,尤其是当近四分之一的美元债务,是由地产发展商所发的。

举美债、赚人民币,如此货币错配不正是引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

如果说美国打喷嚏,全球就会感冒的话,那么中国倒下,全球便会被压伤。

要是双双感冒倒下,全球经济形势该有多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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