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观察人士原本可以借助与重要决策者会面的方式，来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进而把脉规模达18兆美元（约82.4兆令吉）的中国经济，但现在却变得难上加难。

今年，像比尔·盖茨和亨利·基辛格这样的“老朋友”高调访华，接触到了中国最高决策层，但在中国“封闭”三年之后，外国的银行业人士、经济学家和商人所面临的，却是迥然不同的局面。

根据十余人分享的经历，有些人发出晚餐邀请，却被认为可能有违道德规范而遭到婉拒；有些人接触到的中方人员对通缩等禁忌话题闭口不谈；还有一些人说，诚恳的对话已经被苍白的政治话术所取代。

其中，有些人为能自由表态而要求匿名。他们说道，随着中国政府对美国及其盟友芥蒂渐深，曾经熟识的官员对可能违反最近扩大的反间谍法忧心忡忡。

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董事长克里夫·库普坎表示，他在三年多疫情过后，首次前往中国期间，仍能与长期的联络人会面，但是他们表达看法时有了更多的顾忌，或是索性采纳了官方口径。

“我听到的引述习近平的次数远超过上一次行程，”他表示。

在中国经济反弹乏力的背景下，不透明性的加剧，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已经难言强劲的外商和投资者信心，他们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今年早些时候咨询公司受到整顿的冲击。

一项衡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指标，跌至了2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海外资金也没有趁着近期股市的上涨而买进。

中国最近几个月限制了海外访问企业数据和学术期刊，同时对向专家提供此类服务的企业进行了突击检查；对冲基金和全球投资者频繁使用这一服务。

今年春季，中国政府扩大了反间谍法的范围，加上官方媒体关于防范间谍活动的报道，令本地官员疑心重重。

坦诚交流不见踪影

“我认为，最好将此理解为，许多中国专家在与外国人会面时的成本-收益权衡发生了变化，”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研究中国法律的杰里米·道姆表示。“尽管风险可能非常小，但也不是零，如果会面没有明显的好处，那不参加更方便。”

知情人士阐述了会议用处乏善可陈的多种原因，包括对西方的怀疑上升，新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官僚士气低落导致兴趣索然等因素。

投资者们表示，他们在金融机构的联系人，现在谈话内容往往笼统而宽泛，想要预测政策方向、做出预测变得空前地困难。

一家跨国投资银行的一位高管表示，他突然之间无法像过去10年定期前往北京时那样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会面了。他说，接触上的困难，导致外国投资者的预期相差甚远。

另外一家跨国机构的银行家称，过去六个月中国央行的会议几乎没有价值。这位未获授权公开表态的银行家认为，背后的原因是最高层缺乏政策方向，而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形成阻碍。

官方口径比比皆是

政府员工表示，有关保密的新培训，以及反间谍法的修订，打击了与海外访客进行坦诚接触的意愿。一些人还提到，由于要求要在会议后提交报告，也进一步地削弱了意愿。

一位曾在中国某金融监管机构任职的分析师表示，今年早些时候，几名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拒绝了他的晚餐邀请，称此事可能敏感，或被视为违反道德规范。

一位西方学者表示，一家国有银行的一名雇员也以与外国人接触的有关规定为由，拒绝了他的会面邀请。

一家有政府背景的机构的一名雇员表示，自从4月份关于习近平思想的教育活动启动以来，国有和国家附属机构的员工被要求撰写文章、参加测试、发现并解决问题。因涉及内部政策，这位员工要求匿名。

该员工说道，在这样敏感的时期，没人希望犯错，并称他们需要在"保密观"应用程序上进行至少四小时的线上培训，然后参加测试，直到通过为止。

这一现象背后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士气低落。一家跨国公司的一位驻香港银行家最近与内地客户见面，称由于薪资被砍、经济放缓，管理层要求降低风险，导致许多人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因此他说金融行业工作者许多已经“躺平”。

有些分析师被警告对特定议题要闭口不提。两位经济学家对彭博新闻社表示，他们接到监管层和雇主的指示，不要公开谈论通缩等议题，一人说，他只准表达中国经济正在稳步改善的说法。

“我们获得的见面次数不仅仅比过去少，措辞也总是提前准备好、复制粘贴式的，尤其是在北京，远没有过去有趣、坦诚了，变得谨慎多了，”中国欧盟商会前主席伍德克表示。

“他们都生怕没有遵从官方口径，”他提到中央层面的官员时称。“他们担心说出一些话，随后可能会被追责。”

来源：彭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