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林泰:培养高技能人才 预科班非唯一深造管道
报道：张燕萍
（吉隆坡13日讯）政府公布全A优秀生直接被录取进入预科班的方法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其执行细节仍然模糊，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需要深化市场自由，逐步减少保护主义政策，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发展。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日前宣布，大马教育文凭（SPM）10科A优秀生不分种族自动被录取进入教育部的预科班；不过，仍出现有优秀生不获录取的案例。安华对此表示，政府正积极执行中；教育部长法丽娜与高教部长拿督斯里占比里博士则派定心丸，指优秀生的学额没问题。
世界银行在去年的报告显示，若我国在未来7年仍无法解决人才外流的问题，我国将会流失100万名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及毕业生。
吴林泰（本报档案照）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马来亚大学经济学院高级讲师吴林泰博士告诉《南洋商报》，尽管一些优秀生无法进入预科班，但我国提供了包括高等教育文凭（STPM）、技职教育与培训（TVET）和本地大学的文凭课程在内的多种教育途径。
他说，这些途径同样能够培养具备高水平技能和知识的人才，为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尤其是TVET，其目标是满足行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并与全球化、知识经济、技术进步和全球劳动力流动相一致，通过TVET和文凭课程，学生可以掌握实际操作技能，直接进入市场急需的岗位，推动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这种做法在许多发达国家已被证明行之有效，例如德国和瑞士，他们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出大量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大多数外来直接投资（FDI）流入都关注于高技能劳动力的供应，因此，确保多样化的教育途径，有助于吸引更多的FDI，进一步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
技职教育满足市场需求
吴林泰认为，未能直升大学预科班或对部分学生产生负面影响，但不至于大幅削弱新生代的民族归属感。
“优秀生可以通过STPM继续他们的学术道路，从而进入大学。此外，其他选项如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和本地大学提供的文凭课程，也可以帮助学生提高技能，满足市场需求，继续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新时代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预科班并不是优秀生的唯一选项。除了预科班，STPM、高级文凭课程（如IB和A-Level）、TVET以及本地大学提供的文凭课程，也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路径。这些选项同样能够帮助学生进入大学，或者直接进入就业市场。”
增预科班名额
提供奖助学金
针对政府该如何有效地执行预科班教育，确保更多优秀生在没有顾虑下直接进入大学？吴林泰认为，政府可以增加预科班的名额以容纳更多优秀生，并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
此外，也必须要加强对预科班教育质量的监管，确保教学内容与时俱进；鼓励企业和高等院校合作，提供更多实习和实践机会。政府应推动TVET的发展，提高其社会认知度，让更多学生了解这一教育路径的优势。
“除了预科班、TVET和文凭课程，政府还可以发展其他教育模式，如在线课程和国际交流项目，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面对国家的转型和高科技投资的增长，优秀生可以通过TVET提高自己的就业条件。TVET能够提供实用的技能培训，帮助学生在高科技领域中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此外，政府可以鼓励企业与TVET机构合作，确保培训内容符合市场需求。”
李荣昌
应采绩效制免人才外流
厦门大学大马分校经济助理教授李荣昌向《南洋商报》指出，绩效制是解决预科班问题的有效方法，否则，优秀生无法进入预科班会导致他们对国家失去归属感，进而导致人才外流。
他说，若是这些优秀生的才能未被国家重视，会让他们寒心，选择去国外谋求机会，包括升学。很多世界著名大学如新加波的南洋理工大学都有提供奖学金，其奖学金还包括提供生活费，也成为了这些一流的优秀生选择外流去这些国家的原因。
“固打制本身就是保护主义、不鼓励竞争的政策，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竞争力每况愈下，主要就是长期以来的保护主意政策，导致了我国在全方面包括人力资本、企业、政府效率等的竞争力下降。”
李荣昌认为，所有保护性政策都会成为马来西亚发展的绊脚石。
这些政策不仅限于升学，还包括商业、就业机会等方面，对国民造成不公平待遇，从而限制了国家的发展。而这类保护性政策会影响整体经济发展，不仅仅是数字经济。
他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预科班已不再是优秀生的唯一选择。
“我国目前有数百所私人学府，其中一些提供大学预科班和学士学位课程的奖学金。此外，许多国际著名大学也为大马等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提供奖学金。”
“预科班成为优秀生唯一选项的错觉主要是由于升学资讯不足。当然，大学预科班仍然是进入政府大学的捷径之一。”
至于面对国家正转型，尤其是所迎来的外来直接投资占据了高科技投资的大部分，优秀生是否可以考虑通过其他途径加强自身的就业条件？如技能培训？
在这方面，李荣昌认为，技能培训可以增强个人竞争力和就业条件，但技术培训主要注重某一专业领域的应用，而大学教育则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技能培训和大学教育有不同的侧重点，前者强调单一专业技术，后者注重学生的思考能力。至于选择哪种途径，取决于学生本身的兴趣。”
料非美国对等关税打击目标 供应链重组大马反受益
报道：张燕苹
（吉隆坡1日讯）经济专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手段而非目的，旨在迫使他国让步，马来西亚不太可能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影响主要集中在高端工业领域。
专家说，尽管大马可能在某些领域（如汽车和电子产品）面临关税压力，但在中美贸易战期间的全球供应链重组，反而让我国成为受益者。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肮脏15国”（Dirty 15）实施“对等关税”，大马也被列入其中，可能对我国的电气与电子、橡胶、家具及光学与科学设备出口造成严重冲击。
经济专家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更像是一种谈判筹码而非最终目的，对方真正目的是通过贸易施压，争取美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更大利益。
“尽管特朗普关税政策可能带来短期压力，但通过市场多元化、产业升级与区域合作，马来西亚有望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我国应设立“市场多元化发展基金”，资助企业在新兴市场的展会与市场拓展活动，强化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适应力。”
根据大华银行（UOB）报告，电气与电子产品占我国总出口额约40%，是马来西亚对美出口的核心支柱。我国目前是亚洲第三大向美国出口电气机械和设备的国家。此外，我国对美国的橡胶产品出口占总额的2.9%，家具占3.5%，而光学与科学设备则占9%。
大马该如何应对美国对等关税？
●加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深化区域合作分散风险
●继续保持中立立场
●物色新经济增长点
林福炎
林福炎:美关税冲击大
大马应产业升级自强
北方大学经济、金融与银行学院林福炎教授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主要是手段而非目的，真正目的是通过贸易施压来为美国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他说，这是因为特朗普针对的是那些对美国征收较高关税的国家，如印度和越南。
“相较之下，我国并未在这一打击名单中占据重要位置。”
林福炎表示，尽管大马可能在某些领域面临关税压力，但整体而言，我国在中美贸易战期间成为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受益者。因此，我国应继续强化与东盟和中国的合作，以分散贸易风险，并推动产业升级。
“马来西亚的半导体和电子产业仍处于组装阶段，尚未建立起完整的高附加值产业链，因此如果特朗普对我国征收关税，受影响的可能仅限于某些特定产品，如汽车和电子产品。
但由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多为中低端组装产品，关税调整对整体出口的冲击预计不会太大。
大马具灵活适应性
“马来西亚在全球市场上的优势在于灵活性和适应性。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推动产业升级，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尤其是在半导体制造和技术创新领域。”
林福炎建议，政府应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保持与主要贸易伙伴的中立立场，并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寻找新的增长机会。
“面对可能的贸易压力，我国应专注于自身产业的提升和多元化，保持竞争力，以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继续占据有利位置。”
吴林泰：难阻美单方面关税
应深化其他贸易伙伴关系
马来亚大学商业与经济系副系主任吴林泰博士表示，大马无法阻止其他国家单方面实施关税，尤其是美国这种与大马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关税不受协定约束
他指出，美国并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或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成员，因此这个关税政策不受这些协定条款约束。
“即使与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如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遇过钢铁与铝制品的高额关税，尽管三国之间签订了“美墨加协议”（USMCA），反映出单边主义和‘国家安全’名义的政策常被滥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在现实中难以约束大国行为。”
应强化市场多元化
吴林泰认为，面对潜在的贸易壁垒，我国应采取多线并进的策略，强化区域合作和市场多元化，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他说，我国必须深化与RCEP和CPTPP成员国的贸易合作，尤其是与日本、澳洲、加拿大、韩国和中国等市场建立长期稳定关系。
“政府可以鼓励中小企业设立合资公司，从而加强协定市场的渗透力，并且也要制定替代市场拓展基金，支持企业参加国际贸易展会和认证，扩大市场覆盖率。 ”
积极拓展新兴市场
此外，我国也要采取多元出口目的地战略，积极拓展新兴经济体市场，包括金砖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埃及）以及中东和非洲地区。
这些市场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对我国制造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具有巨大的潜力。
“为减少对外部市场和零部件的依赖，我国还需强化本地供应链与产业升级。
“政府应推动国产替代政策，鼓励在地化生产关键零部件、模具和设备。
“同时，通过税收与资金激励，吸引外资在大马设立整合型供应基地，增强本地生产能力。 ”
此外，建立区域供应链协同平台，将有助于提升中小企业承接国际订单的能力，增强整体产业竞争力。
若美关税政策长期存在
电子电器业需重定位市场
针对电气与电子产品占马来西亚总出口的约40%，若美国的关税政策长期存在，大马的E&E产业可能需要重新定位市场，并加速在半导体或其他高科技领域的产业升级？
吴林泰表示，若美国的关税措施持续且广泛，我国的电气与电子产业必须进行市场与价值链的双重重构。
他说，在市场重构方面，我国应从“对美集中”转向“多极并进”，把握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扩大在中国、日本、韩国、欧盟与东盟的技术出口布局，尤其是中国在高端消费电子、车载芯片与自动化控制方面的进口需求不断上升，而日本与德国也在寻求替代性供应国。
建立人才培养计划
“在产业升级方面，我国在半导体测试与封装领域已有稳固基础，但高附加值仍集中在IC设计与系统集成，国家可通过设立国家芯片创新基金引导私人资本进入设计生态，吸引国际大厂在马设立设计中心进行本地技术转移，并与高校合作建立设计人才培养计划，填补高端技术人才缺口。
“同时，马来西亚应发展“制造及服务”生态，推动企业转型为解决方案提供者，而不仅是代工者。
吴林泰认为，外资评估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已不再单看税收优惠，更重视制度稳定性、人才可得性与价值链整合能力。
强化投资便利化
另一方面，吴林泰表示，面对全球外来直接投资（FDI）竞争加剧，我国应从“数量激励”转向“质量激励”，优先给予具高技术、高薪资、供应链外溢效应的项目，并设置绩效指标如技术转移、研发投入、本地就业和出口比重等，同时对战略产业例如绿色科技、半导体、清洁能源、新材料等提供目标式的奖掖。
“在这方面，我国需强化投资便利化与制度透明，简化投资审批流程，推出‘高技术人才签证快速通道’，并建立‘投资者后续服务办公室’，提高外资留存率与扩张意愿。
“在制造与服务融合方面，也要吸引工业4.0、智慧制造解决方案、工程软件与技术服务投资，发展本地设计、检验、认证、维修、数据分析等高端服务。
“我国具备‘战略缓冲地带’以及‘中立生产基地’的条件，但需要政策设计与国家定位的主动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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