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硅谷右翼的崛起/陈万诚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硅谷科技巨头们的政治影响力愈发显著。过去,硅谷一向以支持民主党著称,被视为蓝色票仓的重镇。然而,近年来,随着硅谷右翼力量的崛起,一些科技富豪逐步转向共和党阵营。
早在2016年,硅谷投资界的领军人物蒂尔就为特朗普捐赠逾100万美元,这被视为硅谷右转的关键节点。蒂尔的影响力巨大,他的立场逐渐影响了一批硅谷高层富豪,包括马斯克、萨克斯等一系列科技圈重量级人物。这些科技富豪不再仅仅关注产业发展,而是通过资金和社交媒体积极参与政治,希望能够影响政策制定,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在这场政治转向背后,经济利益成为了最直接的驱动力。硅谷科技公司对民主党的政策抱有诸多不满,尤其在加密货币、人工智能(AI)、税收和移民等方面。以加密货币为例,拜登政府的严监管政策让蒂尔等富豪深感不安。共和党主张放松监管,并允许加密货币捐赠,这一政策契合了科技富豪的诉求,吸引他们将资源投向共和党。
不满监管AI富人加税
人工智能的监管政策也是硅谷右翼与民主党之间的争论焦点。民主党主张严格监管人工智能,以防止技术滥用,而科技富豪则认为这种监管会遏制技术创新。相较而言,美国候任副总统万斯提倡放宽对人工智能行业的监管,并因这一立场而被视为“人工智能友好型政客”,受到硅谷科技圈的青睐和支持。为了支持万斯的竞选,蒂尔等人投入了数千万美元,显现出他们对“创新代言人”的认可。
同时,拜登政府的税收政策也让硅谷富豪大为不满。拜登曾提出对富人加税的政策,特别是对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富豪征收未实现资本利得税,这一政策直接威胁到创投界和初创企业的发展。一些创投大佬公开反对此政策,认为这将削弱初创企业和风险投资的活力,限制美国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这一政策争端让硅谷富豪更倾向支持共和党。
在社交媒体上,硅谷右翼富豪的影响力也得到了进一步放大。以马斯克为例,他不仅在公开场合多次表态支持特朗普,成为特朗普的主要金主之一。富豪们利用社交媒体的效应迅速扩散影响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压过了传统的华尔街财团。
特朗普的当选和硅谷右翼的支持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选举合作,而是硅谷富豪对政治格局的一次深度介入。随着科技巨头势力的不断扩大,美国大选中的科技因素将愈加显著,硅谷富豪的政治影响力也可能达到新的高峰。
全球化新拐点/陈万诚
英国议会近日通过紧急法案,将陷入困境的英国钢铁公司重新国有化。首相斯塔默宣称:“英国钢铁的未来关乎国家安全。”这一政治举动象征意味浓厚,却难掩产业结构的深层问题。
该公司由中国景业集团持有逾十年,每年亏损高达2至4亿英镑。今年,景业决定停供原料、不再输血,导致英国境内最后一座高炉濒临停产。政府在最后一刻仓促介入,甚至不惜在周末召开国会会议以加速接管。
在西方舆论中,越来越多声音认为全球化是“天真的幻想”,让外国掌控关键产业,被视为一种“危险的失败”。
推动亚洲国家崛起
贸易开始被重新定义为零和博弈,而非互利合作。但对马来西亚这样的出口导向型新兴经济体而言,我们必须冷静思考:全球化真的终结了吗?我们是否也该仿效西方,全面走回本土制造与国家保护的路线?
过去30年的全球化虽然存在不平等,但却是推动亚洲国家崛起的关键力量。
从中国制造到越南组装、再到马来西亚的电子与半导体产业链参与,都是跨国资本、技术与市场整合的成果。
如果没有全球分工,我们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如此剧烈的经济跃升。
当欧美政客批评全球化让本地工人失业时,他们更应反思的是自身对再分配、教育与社会保障机制的长期忽视。
把所有责任归咎于贸易,再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投资与技术流动,只会沦为新保护主义,进一步阻碍全球复苏。
一体化转变区域集成
马来西亚必须在“全球化裂变”中保持战略灵活。确实,地缘政治竞争正在重塑供应链,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
但我们应思考的不是闭关自守,或回到国有主导重工业的旧梦,而是参与一场更有韧性、多元与区域协同的新全球化。
全球化未死,只是路线已变。传统“一体化”逐渐让位于“区域集成”。
东盟正好处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缓冲带,成为企业推行“中国+1”战略的重点布局区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后,马来西亚凭借其市场开放和制度基础,持续吸引外资。
因此,我们不应盲目复制西方的反全球化情绪,而应问自己: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基础设施、劳动力与政策环境是否足以吸引高附加值制造转移?我们的中小企业能否融入国际供应链?我们是否能在安全考量与开放之间取得平衡?
全球化未死,它只是换了路线。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看清方向,并把握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