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称作“中秋”节?
昔日月饼都是两三尺大，名团圆饼。供毕，分给家人。
文|蔡子强（香港《明报》）
中国人在秋天“拜月”传统可谓源远流长，甚至可溯至两千多年前先秦时期，《礼记》便有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
“夕月”就是拜月意思，当时已把秋天拜月定制。到西汉《淮南子》，记载了“嫦娥奔月”故事，这些传说让民间“赏月”习俗开始形成。
在唐代，可见大量八月十五赏月（当时称“玩月”）的诗文，如白居易的《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刘禹锡的《八月十五日夜玩月》等。《开元天宝遗事》更有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八月十五赏月记载：“玄宗八月十五日夜，与贵妃临太液池，凭栏望月，不尽，帝意不快，遂敕令左右：‘于池西岸加筑百尺高台，与吾妃子来年望月。’”
只可惜这个“望月台”没有建成，因3个月后便爆发安史之乱。杨贵妃就是如此过了人生中最后一次八月十五。
宋太宗时期，八月十五正式被朝廷定为“中秋节”。
宋太宗称“中秋节”
到了宋太宗时，八月十五正式被朝廷定为“中秋节”，节庆也愈来愈热闹。《东京梦华录》便有记载喝新酒、吃螃蟹、吃时令水果如石榴、梨、枣、栗、葡萄等。
另外，郑望的《膳夫录》亦提到“玩月羹”，那是用莲子、桂圆等做的甜汤，但偏偏都没有提到——吃月饼。
不错，北宋苏东坡有写过：“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很多人把这两句视为中秋月饼的记载，但请看清楚，当中其实并没有把饼和中秋写上关系，且近年已有不少人考证，那种小饼并非现代意义下的中秋月饼。
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亦有提到“月饼”，但却是“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可见当时这种饼是一年四季都有，随时可吃，并无跟中秋挂钩。
明代才有月饼描述
直到明代，才有中秋吃月饼的明确描述，如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刘若愚的《酌中志》，当中《饮食好尚纪略》一卷亦有记载：“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饼、瓜果，候月上焚香后，即大肆饮啖，多竟夜始散席者。”两者都明确提到，中秋供月饼、吃月饼，和送月饼。
与今天不同，古时月饼十分大，明代刘侗、于奕正两人所著的《帝京景物略》提到：“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饼有径二尺者”；清代道光年间的《大同县志》亦记载：“其供月之饼大至三二尺许，名团圆饼。供毕，分给家人”。
直径两三尺的月饼，当然不会一个人吃，而是由全家分食，这才合乎中秋全家聚在一起团圆之意。相比今天，为了方便，把月饼制成棋子般大，一口一个，不错吃来干净，但却失去分享和全家团圆之意。
香港困境:自由人权Vs 经济发展/陈文坪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9月18日发表在香港《明报》的文章说，香港人的示威，关键不是面对房屋问题，关键是怕“失去香港”的焦虑。
文中提到：“上星期，内地新华社及中央政法委分别撰文，同称修例风波背后的深层次根源是房屋问题。但示威者喊得最多的口号其实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他们最大的焦虑就是‘失去香港’。”
蔡子强是专门研究香港选举制度、政党及议会发展。这样的观察也许是事实，港人最怕的是香港被大陆化。即失去“两制”、失去自由，包括言论、人身、生活方式。
文中进一步说：“示威者的意思，当然不是要从地产商手中‘光复香港’，也不是怕因为无屋住而‘失去香港’。其实大家最大的焦虑和恐惧，是有一天我们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因着国家民族之名。
大陆没全面了解香港
“自由是香港最核心的价值，对于年轻人尤其如此。只可惜，北京、特区政府、建制派都不愿意去承认这个政治事实，于是只能找来房屋议题以至地产商，作为这一波的‘稻草人’。”
北京中央政法委9月13日撰文批评香港首富、地产商李嘉诚要求港府对年轻人网开一面，“等同”是纵容暴力，这或许是对的。
但政法委引述网民的言论指李嘉诚等地产商“为何不折价房地产卖给年轻人”的言论是一种转移视线，随网民起舞，是非不分。把港人的示威说成是买不起高价房屋而抗议的。
官方是不能随意听网民怎样说就引用的。这是“纵容网民对事件不分的言论”。如果网民怎么说，官方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引用来说明地产商的恶劣行径的话，那另一批网民是否可以问政府，为何把钱投在其它国家？为何不能把这些钱投在香港，为市民建更多的房子？这样不就解决了许多问题吗？
从政法委把矛头指向香港地产商的言论来看，大陆官方并没有真正对香港社会的全面了解，以及对港人真正需求的掌握。
大陆须顾虑港人感受
经过过去150年的殖民统治，香港除了拥有良好的法治价值观外，港人对自由的生活方式也是其价值观的一部分。试图改变港人的自由方式，都会引起不安。这一不安是深层次的，一旦触碰，必将引起港人的反弹。因此，大陆对香港的行事作风，必须有所顾虑港人的感受才对，而非“香港的主权已经回归中国，中央政府/机关要怎样做就怎样”的“大陆式”手段。
政府在治理贫穷时，大力发展经济是解决社会问题之道。但是，香港已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城市，温饱早已解决，人们的需求已经改变。当政者必须多加了解，而非“有饭吃、有工做”就是所有人的需求。
在管理学这门课程里，常引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来说明人类五层次理论需求。他的理论与人类发展心理学的理论可以并行，尤其是针对人类成长阶段的描述。
非单从经济角度拟策
马斯洛使用了“生理”、“安全”、“隶属”与“爱”、“自尊”、“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等术语，描述人类动机推移的脉络。这或许也可引申到现今的社会发展来看待。
从现今香港社会的发展来看，一大部分市民已经来到需求层次的第三、四层次、一部分已向第五层次迈进。
因此，生活在自由社会里的港人，对自由、人权的诉求，已高于对温饱等物质的需求。这是“非自由社会”生活的大陆人民所无法理解的。同理，生活在自由社会的香港人，对大陆的要求“先发展经济才谈自由人权”，也就是先有了温饱后才谈自由的诉求也是难以遵从的。
正是这样，当政者在管治与制定政策时，需要更全面考虑不同人民的不同需求，而非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制定政策。换句话说，如何平衡“自由人权Vs经济发展”，哪方面为先？或许这就是“政治”，也是香港的困境。
当谈政治时，就值得为政者深入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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