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当“猪仔”，大马华人怎么啦？（下篇）】

独家报道：苏韵鸰、王康妮

“卖猪仔”事件层出不穷，而且波及的国家越来越多，牵涉的族群也越来越广，这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以大马而言，这是否和大马经济既定的问题有所关连？

当前的“卖猪仔”事件，跟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的“跳飞机”现象，两者之间是否有任何共同点和不同之处？

“卖猪仔”课题除了各国联手，是否还有其他解决方案？

为摆脱贫困坠陷阱

中低收入的年轻群体，在冠病疫情衍生的贫富差距“放大镜”下，为了摆脱贫困而更渴望获取高收入和寻求突围之道，却因而误坠“卖猪仔”陷阱。

据马来西亚宗乡青联合会总会总会长刘俊贤了解，出国打工骗局受害者年龄介于18至40岁，当中不少是来自中下阶层，疫情导致家庭收入锐减，孩子为减轻家里的负担而不愿继续升学。

这其实又凸显了大马经济结构的问题。

华总会长丹斯里吴添泉认为，此问题具有多面向，但不容否认的是，肯定和国家经济问题有关。

他说，国人宁可离乡背井，远离家人到海外工作，为的是更高的收入和美好的生活，站在个人和家庭角度，出发点无可厚非，就如外劳来我国谋生是同样的道理，假以时日都希望能衣锦还乡。

薪资不够维持生活

刘俊贤表示，国内通胀问题下，月入1500令吉难以维持在大城市的生活水平。

他以一名刚毕业的会计师为例，从其他州属搬迁到吉隆坡就业，月薪2500令吉，但这笔薪资需扣除500至1000令吉的房屋租金、约150令吉的公共交通费、保费300令吉、日常餐饮和买衣服等开销，种种开销不包括购车者的车贷。

“尽管归纳中等收入群体，七除八扣已所剩无几，非常难存钱。”

他形容，若这名会计师打算工作2至3年再成家立业，一圆拥屋梦，这更是难上加难，尤其雪隆区一带，平均房价至少40万令吉起跳，虽可申请“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可负担房屋，但等候名单却很长。

他认为，加薪幅度永远追不上通胀率，薪资不可能在短时间从3000令吉大幅调涨至1万令吉，因此许多中下阶层不愿坐以待毙，寻求其他出路。

社交媒体最大推手

“卖猪仔”事件夜以继日的发生，社交媒体是最大推手，人心思变下，我们的社会也“病了”。

刘俊贤认为，大马华社或整个大环境产生的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以及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成为许多华裔青年放手一搏出国打拼，希望尽快挣获“人手第一桶金”的主因。

他表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衍生许多畸形的价值观，而网络炫富则是最典型的代表，却迎合了年轻人对财富的渴望，对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美好生活产生猎奇与向往。

他坦言，疯狂的金字塔销售、老鼠会和金钱游戏早已“渗入”我国社会，导致不少年轻人想要通过捷径，赚快钱方式一步登天，抵不住诱惑追求奢华生活的欲望。

此外，时下年轻人热爱非同质化代币（NFT）及虚拟加密货币，而这些都是家中父母或长辈不了解的新兴领域，后者不仅无法插手，更给不了劝告，暴富心态已模糊了投资还是投机。

“这些已潜移默化地对社会带来严重伤害，却无人制止，社会真的生病了。

新生代向往自由业

刘俊贤形容，向往灵活的工作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赚取收入潇洒过日子，不过，这颠覆传统心态就是年轻一代就业观念的真实写照。

一些不愿继续当“伸手党”或“啃老族”的新生代，如今更偏向从事自由职业生涯，“非全日制”的零工，如电召车、外送员、包裹分配、自由撰稿人、网络主播等，或选择“去雇主化”当起微商或网卖老板。

“许多华裔向往大城市的精彩生活，纷纷涌入吉隆坡打拼，却被现实生活打脸。”

他在东马砂拉越开设肥料工厂，前后花了3年时间才能聘请到6名华裔工作，这期间通过报章刊登广告、亲友或社团介绍等各种管道，聘请人事部、会计师、仓库助理和罗里司机等职位，但前来应征人数寥寥可数。

官民都设法救“猪仔”

“卖猪仔”事件越演越烈，各国尤其是大马主要是依靠民间力量来搭救“猪仔”，而各国当局则被指相对行动缓慢，事实真的如此？

吴添泉表示，事实上，我国政府和执法当局并没有忽略，同时也非常关心事态进展，包括通过外交部、警方等执法单位，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大使馆或领事馆，还有民间团体如政党服务中心等，都与有关国家政府及执法单位协调跟进，并设法救出我国的“猪仔”。

“我们也对有关国家如柬埔寨及边境的泰国政府所给予的配合和协助，表示感激，尤其是在接获情报后所展开的救援、安排回国等行动方面，显示出了国际人道精神。”

槟州前进党主席拿督黄家业坦言，其实我国警方一直都有在执法，只是没有公开向人民交代。

“大马人太过聪明，即使被发现后，也会想办法用其他的方式偷渡。”

他说，大马“猪仔”都是从“老鼠道”入境缅甸，因为大马和泰国毗邻，再加上当时处于行动管控令时期，唯一出境的方式只有通过非法途径。

不过，前往缅甸的“猪仔”人数已有所减少，一个星期约有1至2名“猪仔”前往缅甸，过去则是每趟至少有3至4名“猪仔”入境缅甸，而每周都有2至3趟。”

多管齐下解决问题

吴添泉认为，若要解决问题则必须多管齐下，国际客观环境能做的并不多，但至少在国内，可以加强防范。

他提出4项建议，包括我国警方和外交部，继续加强国际单位的多边合作，如交换情报、携手联防及取缔行动，包括调查与侦破有关跨国集团，以及所属中介活动在内。

其二则是警方可通过通讯及多媒体相关部门的协助，严密过滤与深入调查在我国社交媒体上出现的相关中介广告，从中揪出在国内扮演里应外合的我国公民或不法的“猪仔中介”，并加以严厉惩罚，以儆效尤。

此外，第三项建议是短期目标，他希望政府在疫情稳定，全面开放经济和生活作息领域后，以最大的力度和速度，确保各领域经济复苏，提供人民就业机会。

因为他相信如果在国内有一份稳定正当，且收入又能维持生计的工作，许多国人也不会选择离乡背井到海外工作。

最后一项建议则是长期目标，即留住人才。吴添泉补充说，前提是政府有必要精明治国，让经济稳健增长，引领国家迈向进步、繁荣和先进，达到高收入国目标，为人民持续性提供优质生活收入与水平，留住人才。

“大老板”身分不简单

马华霹雳州公共服务局主任刘国南说，“卖猪仔”集团背后操作的“大老板”身分不简单，加上人口贩运的园区设在金三角地区，意即泰国、寮国及缅甸三国交界，一块三不管地带，当地警方似乎也爱莫能助。

他认为，大马政府须与东盟各国联手寻对策，将国人被“卖猪仔”的问题提升国与国之间的更高层次，唯有各国联手向相关国家政府施压，务必要当地军警严厉打击贩卖人口集团及救出受困的国人，彻底瓦解犯罪集团，才能遏止此事件持续延烧。

他也提醒受害者家人，若接获孩子被“卖猪仔”的求救来电，建议先行报警，向警方提供相关资料。

“如果有所谓的中介，声称给了赎金可以协助孩子脱离苦海，也请务必三思。”

截至本月4日，他手上共接获约10宗“卖猪仔”的案例。

出国打工华裔居多

当前的“卖猪仔”事件，不免令人联想起大马人一直以来的“跳飞机”现象，但两者之间是否有任何共同点？又有什么大不同？

无论是“跳飞机”还是“卖猪仔”，都是涉及一批又一批的国人出国打工，当中又以华裔居多，但吴添泉指出，“跳飞机”和“卖猪仔”最主要的一大差别是，“卖猪仔”从事诈骗勾当，更惨遭不法集团的威胁和毒打情况下，从事跨国犯罪活动，和过去“跳飞机”从事正当职业的心态、道德与行为，截然不同。

“过去数十年来，有不少国人到海外工作，也有国人是以“跳飞机”模式在国外当劳工打杂，如欧美国家唐人街或中国城餐厅打工，也就是人称‘洗大饼’(洗碗工人)，或到外国的果园采水果等，逾期逗留直到赚够钱才回国。

“以上职业或工作不是非法工作，是靠劳力辛苦赚取美元或英镑，当然一直以来也有许多国人越堤到邻国新加坡工作，赚取新元。”

“跳飞机”靠劳力正当工作

他强调，“跳飞机”主要是涉及劳力的正当工作，甚至有些从厨房工人获得赏识，当上厨师到开设餐厅，最终在当地落地生根。

相对之下，他表示，如今频密发生“卖猪仔”事件皆涉及犯罪活动，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牵涉跨国犯罪集团。

他指出，“猪仔”需具备一些基本的知识或学识，读过书或拥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可以有效掌握电脑、相关软件或智能手机技术，这些新科技犯罪需技能，否则无法胜任。

其次则是口才要好，这也是技能之一，要有说服力，让顾客群上当，才能交差和胜任工作。

轻松赚钱引人上钩

刘国南指出，“卖猪仔”打着“合法”网上赌场招聘的名号，工作性质很笼统如客服及业务推广之类，强调“轻松赚钱”或许就是最吸引人的上钩之处。

“一些受害者从大马离境，合法入境泰国后，被集团接走经由山路水路抵达柬埔寨和缅甸边境等园区，也就是俗称的金三角。”

他形容，受害者不管是否有护照，最终大部分都变成非法入境，抵达“卖猪仔”的目的地。

刘俊贤说，“跳飞机”一般会到国外如澳洲、纽西兰或英国，从事苦力或农工，如采摘苹果或葡萄，边学习边体验生活，月薪2000澳元(约6000令吉)包吃包住，可存钱有机会外出到当地二、三线城市短暂旅游，这些酬劳需付出劳动力换取。

反观，诱人高薪海外招聘广告，月入过万、标榜零技术、低门槛、无需面试、包吃包住，月薪以美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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