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网红遭网暴轻生案 男被告控2罪·女被告认罪罚100

沙迪士古马
(吉隆坡16日讯)30岁印裔女网红“爱莎”遭网暴轻生案中的一名男嫌犯,今日被警方押到地庭面对2项控状。另一名女被告在法庭上认罪,并被判罚100令吉。
本案女被告莎莉妮则被控《1955年轻微罪行法令》第14条文(侮辱行为),并在听取控状后,向推事阿鲁左迪表示认罪,最终被判罚款100令吉,若无法缴罚款,则以7天监禁替代。
现年44岁的被告沙迪士古马承认犯下第一项控状,即通过社媒,以侮辱性和不雅字眼发表淫秽言论。
然而,他否认犯下第二项罪状;由于他要求委任代表律师,法官西蒂阿米娜因此未于今日判刑。
首项控状指被告于6月30日晚上约10时12分,以名为“@dulal_brothers_360”的账号通过TikTok发出带有侮辱性和不雅字眼的淫秽言论,而相关言语在同一天晚上10时15分,遭他人在冼都县怡保路读取。
因此,被告抵触了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1)(a)条文(不当使用网络服务或设备),并可在相同法令第233(3)条文下被判刑,一旦罪成,可被判罚款最高5万令吉或监禁最高1年或两者兼施。
第2项控状则指被告于6月30日晚上约10时15分,以上述账号在TikTok发出带有侮辱性和不雅字眼的言语,羞辱普斯帕(56岁,即爱莎母亲)的贞洁,因而抵触刑事法典第509条文(蓄意侮辱他人贞洁),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最高5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女被告莎莉妮认罪。
主控官沙比里副检察司陈词时表示,被告在社媒的所作所为已令许多人看见,令深受影响的受害人因被网络霸凌而精神受创,忧郁寡欢,并经常处于焦虑和没有自信的状态。
“被告在社媒发表污言秽语后,受害者随之被发现毙命,引起大众、媒体、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因此,建议法官应择定高额保释金。”
被告求情时说,他只是一名罗里司机,月入仅约1000令吉,妻子又是残障人士,家里还有3名年龄18、20和21岁的孩子需要抚养。
法官西蒂阿米娜最终允准被告以一共3万6000令吉和2名担保人保外候审,并谕令被告交出护照,需每月到警局报到,直到案件审结为止。
本案定于8月16日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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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网红访华掀热潮 “甲亢哥”揭中港治理之别

报道:陈星恒
美国顶流网红“甲亢哥”在优管坐拥超过3900万追随者,在中国7座城市旅游直播,展现中国城市的“政府主导”与香港“自由市场”各有利弊,成为城市治理分析的经典案例。
小沃特金斯网名“IShowSpeed”(我显现速度),因为直播时情绪高亢、肢体语言夸张,眼球突出,被中国网民戏称为“甲亢哥”。这位20岁的美国优管客以游戏实况起家,在优管累积逾3900万订阅者。
他的直播全程无剪辑、无剧本,个人情绪与突发事件完整呈现,例如曾误将中国歌手大张伟的歌曲《阳光彩虹小白马》中的歌词“那个”当成种族歧视词汇,意外引发跨文化迷因碰撞。这种夸张到显得极端的风格,使他在海量的自媒体中脱颖而出。

今年3月,甲亢哥开启中国之旅,先后到访北京、上海、成都、重庆、香港、深圳、长沙7座城市,在不同城市中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
从香港的自由随性却管治缺位,到中国大陆城市的高效集中却剧本化控制,不同城市治理和品牌塑造策略的碰撞,实质是一场关于“谁来定义城市形象和旅游体验”的权力竞逐。
甲亢哥的香港之行暴露出官方介入不足的困境,同时也展现出市场驱动下的灵活性。


市场风险自负的危机
甲亢哥访问香港时,恰逢清明节假期,所到之处皆被追随者围得水泄不通,导致发生数起负面事件。因为人群推挤导致港铁天后站闸机损坏,数名年轻人直接跨过闸机逃票,当甲亢哥体验搭乘俗称“叮叮车”的港岛电车时,周边更出现数十人冲上马路逆行。
当天,警方接获最少3宗报案,涉嫌投诉滋扰和刑事毁坏等。这些混乱反映出香港缺乏应对网红效应的紧急预案,公共管理机制未能跟上直播时代的即时需求。
公允地说,香港的城市治理并非完全放任自流。通过天桥系统、山顶缆车等基建的“隐性引导”,政府将游客动线分散至中环街市、大馆、文武庙等散布在城市各处的“文化奇观”,既让游客得以享受探索“在地性”景点的新奇和兴奋,又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提升通行效率。
但是问题在于,当甲亢哥参与“打小人”民俗活动时,随行翻译仅将仪式简化为“诅咒”;在黄大仙祠求签后也未获解签,导致海外观众无法深入了解香港文化——自由主义强调对个体和市场“风险自负”的逻辑,在此反而成了文化传播的阻碍。

“打卡”旅游沦为流水线
相较于香港,中国大陆城市展现社会主义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却陷入剧本化的窠臼。
以长沙为例,政府在24小时内为甲亢哥协调了岳麓山、贾谊故居、文和友等10余个景点,安排非遗剪纸与中医推拿体验,试图浓缩“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城市定位。
这种高效整合虽然保障了公共安全和游览的效率,却因行程过密,使甲亢哥疲态尽显。另外,当文和友创始人为抢镜头威胁其他参与者、并在直播中强行植入广告时,他将甲亢哥视为“流量密码”的心态暴露无遗。
值得思考的是,这种“工程化宣传”确有现实成效:重庆“特辣火锅套餐”、西安“摔碗酒”等标准化体验,使城市品牌能快速复制推广。但是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所言:“权力对空间的符号垄断”终将压缩旅行者的主体性——当所有惊喜都变成排演好的剧本,旅游便沦为流量数据的流水线,“打卡”作业。
甲亢哥中国行如同一场社会实验,验证了城市品牌学者基恩·丹尼的论断:文旅策略的本质是政治体制的延伸。

过度导览遮蔽市井真情
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源于港英时期的资本主义基因,政府倾向通过市场调节来分配资源,仅维持有限的介入。
在这种模式下,不少古迹文物在城市更新换代中得以保存,孵化不少代表香港旧时生活符号的“原生态奇观”,却难抵御数字时代的群聚风险——当大量追随者同时线上、线下围观甲亢哥,个体自由的边界必然冲击公共安全。
中国大陆的“政府主导型品牌化”则扎根于社会主义的动员传统。从深圳无人机表演到长沙文和友,政府能短时间聚合企业与文化资源,打造出堪比好莱坞大片的“城市大汇演”。
但是过度设计和刻意引导游客的游览方式,终将遮蔽市井生活的毛边和真情。令人眼花缭乱的节目落幕后,反而是穿着鲜艳红绿外套、拿着大袋礼物不请自来、热情却又具有边界感的“荣昌卤鹅哥”林江,用真诚收获了甲亢哥的友谊和网友的赞赏。未经编排的真实互动,永远更能打动人心。


在钢索上寻找平衡
甲亢哥离港后,有香港官员表示“曾主动与其团队接触”。虽然程序符合规范,却反映出香港面临的两难:一方面,本地社会珍视的自由价值,在实际运作中可能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公务部门往往对介入持谨慎态度。
相较于中国大陆“特事特办”的灵活机制,香港公务体系更强调程序合规与问责制度,这种差异使政府在处理特定事务时,需考量更多的因素。
然而,香港政府可以利用手上掌握的资源改进流程:通过社交媒体及时监控人流发布预警;协调交通部门并增派警力疏导人流,当人流超过预警值,即加开班次或跳站;与民间文化保育和义工组织合作,培养高质素翻译多语种导游……避免“积极不干预”沦为“消极不作为”,自由主义的探索亦需要公权力和民间力量合力,保障公共安全。
中国大陆的风险则在于“精准控制的幻觉”:当所有可能性都被预先规划,反作用力往往会以意料之外的形式显现。在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上,不少网民早已厌倦千篇一律的热门旅游路线,转而自发挖掘小众景点,试图在过度规划的城市空间中,重新找回个人化的旅行体验。

精心策划及失控边缘
2024年,词条“citywalk(城市漫游)”热度增长逾6倍,话题“小众旅游”浏览量超过13亿。
这提醒人们,即使是追求高效整合的中国大陆,也需保留一定的“容错空间”:允许旅人偶尔偏离既定的脚本,探索未被官方叙事收编的街角巷弄,让城市形象既能维持整体叙事的凝聚力,又不失鲜活的人情温度。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承认“文化基因的路径依赖”(香港难弃自由市场,中国大陆难离政府主导)的同时,又能拥抱技术重构城市治理的可能性。或许答案藏于一个悖论——最好的城市治理,永远介于精心策划与失控边缘之间。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