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赵明福的案件，至今仍有人愤愤不平地质问：“难道赵明福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吗？” 

这个质问合理，也情有可原。但若放在法律的天平上，却未必合乎法理。

从赵明福坠楼身亡那一刻起，历届政府，无论是国阵还是希盟，都曾试图从各个管道寻找案件真相，“绝不包庇”的承诺也反复出现在政坛言语之间。然而，承诺不包庇，并不代表可以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仓促为某些人定罪。

反贪会当年负责为赵明福录口供的官员，有没有错？有。错在未能防止悲剧发生，错在对制度、程序和人命的漠视。

但错与罪之间，尚有距离。至今为止，无论是国阵政府时期设立的验尸庭，还是希盟政府上台后重启的调查，始终没有发现任何明确证据，能够支持“有人将赵明福推下楼”的指控。

赵家要求警方以谋杀方向处理案件，这份坚持本无可厚非。但若警方手中并无支持谋杀的表面证据，又如何能将此案直接列为谋杀处理？司法体系不是用来迎合情绪的工具，也不能为了慰藉某一方，就制造另一方的罪与罚。

无意冒犯死者，也理解赵家的痛苦，更怜悯赵尔家自小失去父爱，但必须坦白说，这些年赵家对调查的期望，似乎已不再是“寻找真相”，而是“确认一个早已认定的真相”。换言之，除非结论是“当日官员有罪”和收到法律制裁，否则赵家都难以接受其他任何可能性。

验证信念工具

若立场早已成形、答案早已设定，那调查便不再是通往真相的旅程，而只是验证信念的工具。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赵家其实也无须继续向希盟政府、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执法机关，甚至行动党争取重启调查。因为他们想要的，或许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真相”，而是他们心中早已预设的唯一“真相”。

我挺赵家，是因为他们确实曾被行动党摆上政治舞台，多次被用作“反对不公不义”的象征。家属理应在希盟与行动党掌权后，获得国家层面的认真对待与正义的回应。

但我也必须强调，这份正义不该以牺牲其他无辜者为代价，也不该以“必须有人伏法”为最终目标。我并非试图为反贪会开脱，而是想厘清“有错”与“有罪”的界限。

若我们连“真相未明之前，不可妄下定论”都做不到，那我们与我们曾痛斥的专权体制，又有多少分别？无意否定赵家的坚持，只是希望我们别忘了，法治的精神是“疑罪从无”，真相也不该由情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