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万毕业生仅5万高技能工作 专家:削弱大马实现高收入国目标
（吉隆坡15日讯）去年大马培养了28万7000名大学毕业生，而劳动市场只有4万8700份高技能工作满足他们的工作需求，供需差距达5.9倍，凸显两者的深刻错配。
学者警告，若政府未能加快解决劳动力职能错配，及未能帮大学毕业生创造足够的高技能职位，可能会削弱大马实现高收入国地位的目标。
马大经济系决策学资深讲师戴安娜博士在《太阳报》专栏里引述《马来西亚经济监测报告》（2024年10月），指2028年实现高收入地位并不保证“高发展”。
世行大马首席经济学家阿普瓦桑吉表示，糟糕的宏观财政或错误商品出口管理，可能使大马重回中等收入水平，而高技能职位不足的状况，使许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马人被困于低技能和半技能职位，形成“过度教育”的低效经济。
这种高素质人才的就业不足状况，会限制生产力、创新和国家长期竞争力。
戴安娜说，这些问题非新鲜事。
早在2018年至2019年，毕业生数量增长是高技能职位增幅的两倍，疫情后此情况变得更糟；自2010年以来，从事低薪或半技能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几乎增加三倍。
“这反映了大马未能为受过高等教育者创造足够的高技能职位。”
她分析，多个因素导致大马在这方面持续挣扎，包括教育系统与市场需求错位、低研发（R&D）支出，及依赖低技能劳动力。
“大马大学继续培养供过于求的专才，导致一些领域求职者过剩，高级技能行业却供不应求，使越来越多毕业生以不符合市场需求的资格进入劳动力市场，加剧就业不足问题。”
她提到，高技能职位通常由创新和先进技术驱动，但大马的研发支出落后于其他高收入国家。
“没有强大的创新基础，高科技产业发展受限，限制了高技能就业机会的创造，而雇主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依赖，不仅抑制对高技能职位的需求，也阻碍大马向知识型经济转型，减缓国家经济的多样化。”
为了确保永续发展，她建议大马须尽快解决技能错配问题，投资于研发创新，并改革教育系统及劳动力市场，从而创造更多高技能职位，以满足不断发展的经济需求。
“政府应实施激励政策，鼓励雇主提升员工技能，包括对提供培训计划或采用高技能人才的公司给予税务激励。同时鼓励企业通过自动化和创新提升生产力，减少对低成本劳力的依赖，以推动经济向高价值行业转型。”
要有值得留才的理由/邱佳雯
“高技能人才正在流失。”这句话在我国已不再是新闻，而是反复上演的现实。
尽管我国一再强调推动产业升级、发展高科技领域，但现实却让人无奈。一方面，本地产业发展滞缓，难以提供足够高附加值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不少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才纷纷离开家园，投身海外市场。
据《南洋商报》报道，2024年已有近200万人在海外工作，人才外流率达5.5%，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3.3%。这不仅仅是一组数字，更是许多年轻人“留不下”的真实写照。
这股趋势的背后，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本地劳动力市场与教育培养机制之间的脱节。许多大学毕业生花费数年时间取得专业知识，最终却只能进入与自身技能毫无关联的领域工作。
这不仅限制了个人发展，也浪费了国家在教育上的巨大投入，形成人才培养与就业需求错位的恶性循环。
政府虽然正试图扭转局面，例如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高附加值领域引入外资和先进技术，但现实挑战依然严峻。
应改革制度与结构
一方面，本地企业在技术转型上的步伐迟缓，尚不足以支撑整个产业升级；另一方面，缺乏高效、完善的配套机制——包括科研投资、基础建设与高技能培训体系——使得这些转型举措难以落地，反而进一步削弱了留住人才的能力。
人才流失不仅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更是创新能力与国家竞争力的流失。要想留住这些“看得到未来”的年轻人，政府不能止于喊口号，而应从制度与结构上推动根本改革。
这包括提升本地就业岗位的吸引力，提供清晰而有前景的职业路径、改革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使其真正对接未来产业需求、从宏观层面优化经济结构，逐步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转向以技术驱动为核心的经济模式。
当然，人才流动本身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正常现象。但问题在于，我国的“流出”远大于“流入”，这已是不容忽视的预警信号。
我们不能再用“有人走也有人留”的心态来自我安慰，而要正视现实：当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把未来寄托在异国他乡时，我们的国家还能留下什么？
因此，我国必须正视人才流失问题，这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更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可持续性。如果无法为下一代营造出“值得留下”的理由，那么无论推出多少转型计划，最终也可能只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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