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苏欣恩

（吉隆坡28日讯）国库研究院最近一项研究显示，超过七成的国内大专毕业生的月薪不到2000令吉，我国一直面临薪金偏低的问题，大马需要开放经济、推动教育改革及提升生产力，才能真正“药到病除”。

根据该研究，如果住在巴生谷，区区2000令吉的薪资，仅能勉强维持生计。

经济部早前发布2023首季员工薪资统计报告也显示，在645万名正式雇员中，82%的月薪低于5000令吉，其中35%的月薪低于2000令吉。

针对薪金长期偏低的问题，厦门大学大马分校经济助理教授李荣昌博士认为，我国过去一向来靠低薪经济模式来吸引外资来马投资，但随着人口老化，我国渐渐失去人口红利而处于劣势，如今变成依赖外劳来支撑这个模式。

他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说，低薪问题与教育、政治和经济息息相关，也是综合性的问题，政府支持低薪的经济模式，就导致我国的生产力和创造能力比其他国家弱。

课程多不符市场需求

“大马的教育制度曾有一段时间，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为主，不以教师为中心，不过现在看来没有强调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再来，大学尤其是政府大学提供的科系课程很多是不符合市场需求，例如森林研究或乐园设计等，所以造成大学毕业生的知识技能与市场需求普遍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薪资自然不会太高。”

他指出，政府的保护性政策，经济不够开放，机会不平均，会局限企业和个人在经济发展的潜能，个人的生产力也无法提升至另一个水平。

大马陷中等收入陷阱

谈到要提升薪资，李荣昌说，国内许多公司或机构并没有工会，即使有职工会，可能也不强，特别是相比外国一些有激进行动的来说，能够有效与雇主沟通，争取提升薪资福利。

“其实这在于有没有完善的系统，政府可以推动、给予这方面的支持。目前我们有劳工法令是主要在保障工作方面，而不是提升薪资方面。”

他也举例，美国面对人手短缺问题，就提高了薪资，但在大马因依赖外劳，人力短缺问题多是在低端岗位，薪资也不见有所提高。

“大马的人口多数在中端和高端职业工作，薪资有增长但还是不够。”

渐进式薪资待评估

他说，大马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政府目前打算实施渐进式薪金制，也是参考新加坡的模式，打算为涉及的雇主提供补贴以承担员工薪金成本上涨，该政策的具体详情还需要等待政府宣布，才能进一步评论。

“新加坡已是发达国家，有资源提升低薪工人的薪资，而大马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还没有到那个水准，就要谈以福利为主的政策，这样会很难解决。而且渐进式薪金制若不包括外劳，也会有很多问题。”

他直言，我国的最低薪金制也算是尾随印尼之后落实，若要真正解决国人收入低的问题，就要开放改革，不然大马会越来越落后。

政府将于周四（30日）在国会下议院提呈渐进式薪金制的白皮书，届时将揭露该政策的更多细节，内容包括政策实施的方式、时间表和实施期间所要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经济模式抑制薪资增长

国库研究院认为，国人收入偏低，主要归咎于我国的经济模式和政策，抑制了薪资增长。

国库研究院副院长尼迪亚南丹指出，大马长期以来存在抑制工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特征包括取消职工会、集体谈判覆盖率降低，还有引入外劳来削减工资等措施。

根据国库研究院早前公布的研究，进入就业市场但获得低于生活工资的人，比例也有所上升。

研究强调数个要点，例如薪资平等，这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干预措施，如落实最低薪金制；然而，劳动力市场出现工资停滞，仍是一个核心特征。

工资增幅下降

据网媒“自由今日大马”报道，尼迪亚南丹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普遍受到抑制，出现“普遍倒退的工资增长模式”。

“基于此，年轻工人一开始的工资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工资增幅一直在下降。”

他认为，尽管外劳过剩问题减缓及工业增长，但工资也没获调涨。

他说，政策和制度环境使到企业压低工资，以获取利润。

“我们的企业必须意识到，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他们必须将商业模式转向更高的工资和更高附加值的活动。”

他补充，工资上涨是亚洲先进经济体（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产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果不提高工资，就无法摆脱生产力陷阱。

他说，批评者指干预措施可能提高工资并减少就业机会的论点已被证明是不准确的；相反，最低薪金制确保低薪工人收入增长远远超过通货膨胀，减少工资不平等现象，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

企业须转向“高技能”

经济学家努沙里表示，薪资低是结构性问题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政策干预，我国的企业也需要提高竞争力，聘雇更多高技能员工和提供高薪酬。

“经济并没有创造需要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60%以上的就业岗位只需要半熟练工人。”

他说，经济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中，只有约25%需要一些技能，多数新工作岗位都在服务业，薪资不高。

“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企业转向需要更高技能的工作，他们就需要具有更高技能的特定人才，从而支付更高的薪资。这也意味着企业要有竞争力，特别是在外部的市场。”

在昌明大马经济框架下，政府的目标是将雇员薪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提高至45%。截至2022年，劳工收入仅占GDP的32.4%。

社会流动性比起薪重要

市场教育中心总执行长卡梅洛费利托说，许多人都关注起薪，但真正的问题应是社会流动性。

“如果我的起薪很低，但我有能力，我的薪资和职业发展能进步吗？”

他说，政府应努力保持各地就业市场开放，以便年轻毕业生可在其他地方寻找机会。

“年轻人才之间的激烈竞争，将成为整合和提高工资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