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印花税调高·7.5元升至50元 支票簿费爆涨666%
独家报道：郭晓芳
（吉隆坡25日讯）印花税“无预警”情况下调涨，导致银行支票大涨价，支票簿收费从每本7令吉50仙，爆涨至50令吉，涨幅高达42令吉50仙或666%！
根据去年12月4日通过的财政法案，上调支票印花税条款已于今年1月1日生效，但并非所有银行一致于1月调涨，部分银行已推迟至2月及3月。
目前，仅政府机构部门、学校及合作社可豁免支票印花税。
大部分银行已宣布，今年1月1日起支票价格从每张15仙，上涨85仙至1令吉，使50张的支票簿，从每本7令吉50仙，增至每本50令吉。
部分银行则分别于2月及3月上调。
经商成本虽增影响不大
商家改用线上银行转账
对于此次支票印花税无预警调涨，工商界反应有赞有弹，有者认为虽然增加经商成本，但影响不大，因很多商家已改用线上银行转账。
另一派则认为，政府不应调高印花税，而是先进行民调，才决定实行日期，以免商家因成本考量，影响商业策略和财务规划。
郑大勇：鼓励商家线上交易
大马创业促进会（PUMM）总会长拿督郑大勇博士赞同此决策，认为此进展值得鼓励，以持续推进电子交易。
他告诉《南洋商报》，虽然开支票成本略有提高，但影响不大，主要是很多公司已改为使用线上银行转账，支票使用量已不如以往多。
他也鼓励商家，尤其是至今仍使用传统支付方式的业者，使用线上银行转账功能，因其技术日益成熟，可确保支付过程安全。
“ 大马创业促进会会员近年已采用线上转账，大额转账使用银行提供的双层验证程序，基本上比开支票更安全。”
由于电子交易已成无可避免之势，加上电子发票的实施，他建议商家作出改变，不然将被淘汰。
陈玉玲：应先进行民意调查
大马零售连锁协会（MRCA）副财政陈玉玲认为，提高印花税前，政府应首先进行民意调查，以更有效地确定实施时机。
她呼吁政府，考虑提高支票印花税时，需综合税收政策、商家负担、经济背景等多方面因素，以平衡税收收入与市场活动之间的关系。因政府征收印花税，被视为维系税收平等和公平的一种机制，通过将其设定在起步价位，确保所有参与交易的个体均需缴纳。
“所以，关于是否应该对支票征收印花税，政府应结合大马法规和税收政策做出决定。”
她说，支票起价的影响，取决于商家的交易频率和规模。
“每50张支票的发行，税费从每本7令吉50仙上调到50令吉，会显著增加商家支付的印花税成本，可能对商家现金流和运营费用构成负担。”
不过，商家仍可通过转向网上交易等措施，有效节省印花税支出。
她表示，提高印花税起价将直接增加商家的经营成本，促使商家在选择使用支票支付时，需考虑更多成本因素，从而影响他们的商业策略和财务规划。
但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促进网上交易，将大马的金融科技发展融入商家的交易实践，借助现代科技，促使商家更多利用线上金融平台，推动商业发展。
孔令龙：不应调涨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总财政拿督孔令龙认为，支票印花税不应该调涨，因这将增加经商成本。
“虽然可以网上转账，但有数额限制，若需进行大额转账，就要开支票。”
他指出，银行已征收支票处理费，支票就不应该起价，继续维持每张15仙的价格。
网上转账有数额限制
马来西亚银行公会规定，从2015年1月2日起，银行的支票处理费为每张50仙。
另外，孔令龙表示，支票印花税由内陆税收局征收，为直接税之一，估计贡献不大，因政府税收大部分由公司税及所得税贡献。
“政府没必要这么做，因为调高印花税，不只商界增加费用，使用支票的公会或非盈利团体也都会受到影响。”
一纸合同引发800万印花税争议/梁詠森博士
作者：梁詠森博士（Humanology税务顾问）
在商业世界，合同是企业日常运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一份看似普通的合同，却可能隐藏巨大的税务风险。
近期，一家知名企业在签署合同后，竟接到一张高达822万令吉的印花税评估单。原本预计仅需支付10令吉的象征性费用，为何税务局却开出如此高额的税单？
这起案件不仅震惊了企业界，也引发了税务与法律界的关注。合同到底涉及了什么内容，才导致税务局认定其应缴纳巨额印花税？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法律陷阱？
许多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往往只关注合同的商业条款，忽略了潜在的税务责任。然而，印花税不仅适用于房产买卖，还涉及各种商业协议。
如果企业在合同措辞上稍有不慎，可能会被归类为需要缴纳高额税务的类别，从而导致不必要的损失。那么，这家公司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税务纠纷？企业又该如何避免？
税务宝典: 印花税法1949
在大马，印花税是根据《印花税法1949》（Stamp Act 1949）征收。这部法律规定，凡涉及资产、债务、权益转移的文件，均需按照规定缴纳相应的印花税。
印花税的征收标准，依据合同的实际内容，而非合同的名称。因此，即使合同的标题看似无害，但如果内容涉及资产或权益转让，税务局依然有权按照较高的税率征收印花税。
法律规定，第一附表第4项（Item 4, First Schedule）适用于一般协议（General Agreement），仅需支付10令吉的象征性印花税。
然而，如果合同涉及资产、债务、公司股份或其他权益的实际转移，则可能被归类为“出售转让契约”（Conveyance on Sale），适用于第一附表第32(a)项（Item 32(a), First Schedule），此类合同的印花税，需按照交易金额比例计算。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该公司签署的合同究竟是普通协议，还是涉及资产转让。公司认为，该合同仅是“新合同取代旧合同”（Novation Agreement），不涉及任何实质性的资产转移，因此应适用Item 4，仅需缴纳10令吉印花税。
然而，税务局却认为，该合同实际上涉及债权转移，本质是资产转让，必须按照交易金额缴纳印花税。
由于两方观点不同，案件最终提交至吉隆坡高等法院审理。在法庭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法律攻防，最终，高等法院判定该合同并不构成“出售转让契约”，公司胜诉，无需支付822万令吉的巨额印花税。
一张合同引发税务风暴
在一家大型企业的会议室，管理层正召开紧急会议。财务总监王女士手中握着一份来自税收局的通知，脸色凝重。会议桌上摆着的文件，是一张高达822万令吉的印花税评估单，让所有人陷入沉思。
“这不可能！”王女士皱紧眉头，快速翻阅合同条款，“我们只是签了一份新合同，怎么可能涉及这么高的印花税？”
坐在她对面的税务顾问陈先生推了推眼镜，深吸了一口气，说道：“税收局认为这份合同实质上是资产出售，因此适用于第一附表第32(a)项，而不是普通协议。”
“可我们根本没卖资产！”王女士的语气透着几分愤怒，“这只是合同当事方的变更，怎么能被认定为资产转让？”
法务总监李先生一直沉默着，眉头紧锁。他缓缓开口说道：“不管怎样，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么接受，要么抗争。”
法庭之上寸土必争
在吉隆坡高等法院的审判庭内，公司律师团队与税收局展开了激烈辩论。公司律师首先陈述道：“法官大人，根据《印花税法1949》，合同的本质决定税务责任，而非其名称。这份合同仅是‘新合同取代旧合同’，不涉及资产或债务的实际转移，应按Item 4计算印花税，仅需10令吉。”
税务局代表则立刻反驳：“法官大人，我们不能仅凭合同名称来认定其性质，应从经济实质角度审视。这份合同的实际效果是将债权从一方转移至另一方，属于‘出售转让契约’，适用于Item 32(a)，需要按交易金额缴税。”
长时间辩论后，高等法院最终支持了公司的立场，裁定该合同并不构成“出售转让”，公司无需缴纳822万令吉的印花税。管理层松了一口气，企业成功避免了一笔巨额税务支出。
企业主的税务教训
许多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往往忽略了税务问题，而只关注合同的商业条款。事实上，税收局并不只看合同的名称，而是分析其实际经济效果。
即使合同标题是“协议”，但如果其内容涉及资产或权益的转移，仍可能被征收高额印花税。因此，在起草商业合同时，企业必须精准表达法律意图，避免使用模棱两可的措辞，以防被误解为资产转让。
此外，企业在签订任何可能涉及税务责任的合同前，必须先评估潜在税务风险，并咨询专业的税务顾问。
关注税法变化减少争议
企业应聘请专业的税务顾问或律师，在签订合同前进行税务合规审查，确保合同不会带来额外的税务负担。此外，合同内容应明确列明“本协议不涉及任何资产、债务或权益的转移”，以避免被归类为“出售转让契约”。
如果涉及高金额交易，企业应主动向马来西亚内陆税收局（LHDN）咨询，以确保正确适用税法，减少未来争议。同时，企业主应随时关注税法的变化，特别是涉及印花税和商业合同的相关条款，以确保合规经营。
税务规划不可忽视
这起案件给所有企业敲响了警钟——税务风险无处不在，一份看似普通的合同，可能带来高达数百万的税务成本。企业若想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必须在合同签订前做好税务规划，与专业顾问合作，确保所有交易符合税务法规。
你的公司是否也曾遇到税务纠纷？如果不想成为下一个因合同措辞不当而损失百万的案例，就请务必提高警惕，未雨绸缪！
在复杂的税务环境中，企业往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般的税务代理，而是能够真正理解税务法规、洞悉税务局运作模式，并能精准判断税务风险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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