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可提供错峰优惠 不免路费优化财政资源
吴林泰
（吉隆坡23日讯）专家普遍认为，取消佳节免过路费政策能够优化财政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他们建议通过精准补贴和错峰优惠，更有效地帮助有需要的群体，同时提高高交通管理效率和社会公平性。
帮助真正需要人群
马来亚大学经济学院高级讲师吴林泰指出，取消佳节免过路费可能增加部分低收入群体的短期出行成本，但通过更具针对性的补贴措施，可以有效帮助真正需要援助的人群，避免资源浪费并提高公平性。
他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呼吁高速公路公司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计划，提供非高峰时段的过路费优惠，以在调整政策与公众利益间实现平衡。
他建议，高速公路公司可在非高峰时段（如凌晨12点至早上6点）提供20%至40%的过路费折扣，减轻经济负担，同时鼓励错峰出行以缓解交通压力。
此外，可推行累积回扣或积分机制，让非高峰通行的用户积累积分，兑换未来折扣，从而建立长效激励机制，提高公众接受度。
吴林泰强调，减少普遍性补贴的核心在于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并减轻财政压力，将节省的资金用于援助计划或公共服务，更精准地支持有需要的群体。
他也指出，减少过路费补贴有助于缓解财政压力，遏制赤字增长，提高国际信用评级，为未来经济发展创造稳健环境。节省资金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发展以及医疗和教育领域，推动国家长期发展和社会福祉。
“为了确保政策有效实施，政府需要采取透明公开的方式，披露资金流向，以建立社会信任，并强化政策执行的效率和监督机制。”
带动州内旅游
同时，他指出，取消免过路费可能影响跨州旅游，但也可能带动州内旅游的发展。
无论如何，他强调，政府必须加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和精准度，确保节省的资金真正用于推动国家发展和改善民生。
黄锦荣
黄锦荣：没义务强制执行
优大经济系教授黄锦荣博士认为，佳节免过路费的决定没必要，也不应推行。
他说，政府推行这项措施的初衷，或许只是为了“与民同乐”，但它并非必要政策，也没有强制执行的理由。
“而且特定日子免过路费可能引发塞车。但如果大家选择回乡的日子与过路费无关，也就是过路费免与否都不会带来任何影响。既然如此，政府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至于有人要求大道公司给予折扣或优惠，黄锦荣认为，企业没有任何义务该这么做，和企业社会责任也扯不上关系。
“否则一旦成为道理，我们就可以要求说在佳节期间所有服务有义务免收费。”
省下资金改善民生
有经济学家表示，政府取消佳节期间的免过路费后预计可节省数百万令吉，这笔资金可重新分配至更具长期效益的公共项目，直接惠及民众。
吉隆坡大学商学院经济分析专家艾米祖哈兹米博和和马来西亚吉兰丹大学的阿布索菲安指出，政府过去用于补偿特许经营公司因豁免收费所造成的损失，如今可转而加强“慈悯援助金”，进一步帮助有需要的群体。
改善公交系统
他们表示，这笔节省下来的资金还可用于改善公共交通系统，甚至推动提高生产力的相关计划，以带来更广泛的经济效益。
艾米认为，在政府推行针对性补贴政策后，确保援助精准发放至目标群体是重要的，而这笔资金正可用于更有效的援助措施。
据估计，政府在免过路费计划上已投入超过3亿5000万令吉。
这项措施最早由前首相敦马领导的希望联盟政府于2018年推行。然而，艾米指出，并非所有民众都能真正受惠，有些人因佳节塞车选择不出行。
派发现金援助
“相比豁免过路费，直接派发现金援助能更有效缓解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
他告诉《自由今日大马》时，如此提到。
索菲安则指出，节省的资金可更好地用于加强教育资源，如助学金计划，同时加强医疗保健系统。
此外，他认为，这笔资金也可用于改善道路安全措施，以减少高峰期或节日期间的交通事故发生率。
“确保道路安全重要，特别是在节假日出行高峰期，合理分配资源可降低事故风险。”
不过，索菲安补充，尽管政府可能取消这个做法，特许经营公司仍可自行决定是否继续提供相关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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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非美国对等关税打击目标 供应链重组大马反受益
报道：张燕苹
（吉隆坡1日讯）经济专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手段而非目的，旨在迫使他国让步，马来西亚不太可能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影响主要集中在高端工业领域。
专家说，尽管大马可能在某些领域（如汽车和电子产品）面临关税压力，但在中美贸易战期间的全球供应链重组，反而让我国成为受益者。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肮脏15国”（Dirty 15）实施“对等关税”，大马也被列入其中，可能对我国的电气与电子、橡胶、家具及光学与科学设备出口造成严重冲击。
经济专家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更像是一种谈判筹码而非最终目的，对方真正目的是通过贸易施压，争取美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更大利益。
“尽管特朗普关税政策可能带来短期压力，但通过市场多元化、产业升级与区域合作，马来西亚有望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我国应设立“市场多元化发展基金”，资助企业在新兴市场的展会与市场拓展活动，强化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适应力。”
根据大华银行（UOB）报告，电气与电子产品占我国总出口额约40%，是马来西亚对美出口的核心支柱。我国目前是亚洲第三大向美国出口电气机械和设备的国家。此外，我国对美国的橡胶产品出口占总额的2.9%，家具占3.5%，而光学与科学设备则占9%。
大马该如何应对美国对等关税？
●加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深化区域合作分散风险
●继续保持中立立场
●物色新经济增长点
林福炎:美关税冲击大
大马应产业升级自强
北方大学经济、金融与银行学院林福炎教授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主要是手段而非目的，真正目的是通过贸易施压来为美国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他说，这是因为特朗普针对的是那些对美国征收较高关税的国家，如印度和越南。
“相较之下，我国并未在这一打击名单中占据重要位置。”
林福炎表示，尽管大马可能在某些领域面临关税压力，但整体而言，我国在中美贸易战期间成为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受益者。因此，我国应继续强化与东盟和中国的合作，以分散贸易风险，并推动产业升级。
“马来西亚的半导体和电子产业仍处于组装阶段，尚未建立起完整的高附加值产业链，因此如果特朗普对我国征收关税，受影响的可能仅限于某些特定产品，如汽车和电子产品。
但由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多为中低端组装产品，关税调整对整体出口的冲击预计不会太大。
大马具灵活适应性
“马来西亚在全球市场上的优势在于灵活性和适应性。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推动产业升级，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尤其是在半导体制造和技术创新领域。”
林福炎建议，政府应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保持与主要贸易伙伴的中立立场，并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寻找新的增长机会。
“面对可能的贸易压力，我国应专注于自身产业的提升和多元化，保持竞争力，以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继续占据有利位置。”
吴林泰：难阻美单方面关税
应深化其他贸易伙伴关系
马来亚大学商业与经济系副系主任吴林泰博士表示，大马无法阻止其他国家单方面实施关税，尤其是美国这种与大马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关税不受协定约束
他指出，美国并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或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成员，因此这个关税政策不受这些协定条款约束。
“即使与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如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遇过钢铁与铝制品的高额关税，尽管三国之间签订了“美墨加协议”（USMCA），反映出单边主义和‘国家安全’名义的政策常被滥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在现实中难以约束大国行为。”
应强化市场多元化
吴林泰认为，面对潜在的贸易壁垒，我国应采取多线并进的策略，强化区域合作和市场多元化，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他说，我国必须深化与RCEP和CPTPP成员国的贸易合作，尤其是与日本、澳洲、加拿大、韩国和中国等市场建立长期稳定关系。
“政府可以鼓励中小企业设立合资公司，从而加强协定市场的渗透力，并且也要制定替代市场拓展基金，支持企业参加国际贸易展会和认证，扩大市场覆盖率。 ”
积极拓展新兴市场
此外，我国也要采取多元出口目的地战略，积极拓展新兴经济体市场，包括金砖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埃及）以及中东和非洲地区。
这些市场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对我国制造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具有巨大的潜力。
“为减少对外部市场和零部件的依赖，我国还需强化本地供应链与产业升级。
“政府应推动国产替代政策，鼓励在地化生产关键零部件、模具和设备。
“同时，通过税收与资金激励，吸引外资在大马设立整合型供应基地，增强本地生产能力。 ”
此外，建立区域供应链协同平台，将有助于提升中小企业承接国际订单的能力，增强整体产业竞争力。
若美关税政策长期存在
电子电器业需重定位市场
针对电气与电子产品占马来西亚总出口的约40%，若美国的关税政策长期存在，大马的E&E产业可能需要重新定位市场，并加速在半导体或其他高科技领域的产业升级？
吴林泰表示，若美国的关税措施持续且广泛，我国的电气与电子产业必须进行市场与价值链的双重重构。
他说，在市场重构方面，我国应从“对美集中”转向“多极并进”，把握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扩大在中国、日本、韩国、欧盟与东盟的技术出口布局，尤其是中国在高端消费电子、车载芯片与自动化控制方面的进口需求不断上升，而日本与德国也在寻求替代性供应国。
建立人才培养计划
“在产业升级方面，我国在半导体测试与封装领域已有稳固基础，但高附加值仍集中在IC设计与系统集成，国家可通过设立国家芯片创新基金引导私人资本进入设计生态，吸引国际大厂在马设立设计中心进行本地技术转移，并与高校合作建立设计人才培养计划，填补高端技术人才缺口。
“同时，马来西亚应发展“制造及服务”生态，推动企业转型为解决方案提供者，而不仅是代工者。
吴林泰认为，外资评估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已不再单看税收优惠，更重视制度稳定性、人才可得性与价值链整合能力。
强化投资便利化
另一方面，吴林泰表示，面对全球外来直接投资（FDI）竞争加剧，我国应从“数量激励”转向“质量激励”，优先给予具高技术、高薪资、供应链外溢效应的项目，并设置绩效指标如技术转移、研发投入、本地就业和出口比重等，同时对战略产业例如绿色科技、半导体、清洁能源、新材料等提供目标式的奖掖。
“在这方面，我国需强化投资便利化与制度透明，简化投资审批流程，推出‘高技术人才签证快速通道’，并建立‘投资者后续服务办公室’，提高外资留存率与扩张意愿。
“在制造与服务融合方面，也要吸引工业4.0、智慧制造解决方案、工程软件与技术服务投资，发展本地设计、检验、认证、维修、数据分析等高端服务。
“我国具备‘战略缓冲地带’以及‘中立生产基地’的条件，但需要政策设计与国家定位的主动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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