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加薪变加贷 财务问题或引发廉政风险
报道：张燕苹
（吉隆坡26日讯）专家认为，我国公务员大军出现“加薪也加贷”的现象，可能是公仆们基于未来收入会陆续增长，而提前增加消费或借贷，让“先花未来钱”成了借贷主流。
国家银行2024下半年金融稳定检讨报告显示，公务员加薪后，融资贷款数额暴涨接近80%。
目前我国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4.2%，靠借贷消费成为许多人的生活习惯，再加上贷款门槛低、信贷市场宽松等，公务员贷款不难，也更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
根据专家分析，加薪后的公务员应当可改善财务状况，但贷款需求不降反升，背后可能涉及多重经济和心理因素。社会压力和攀比心理也可能是公务员贷款增加的原因之一。
不少公务员因收入预期提高而提前贷款购买高价值商品，虽然这能推动经济活动的活跃度，但长期而言家庭债务水平的持续攀升可能会削弱未来的消费能力，形成“加薪、借贷和债务负担加重”的恶性循环。
潜在引发后果：
●消费增长债务风险并存
●财务压力影响工作效率
●加剧家庭债务负担
●削弱未来消费能力
●或引发廉政风险
三大解决方向：
●加强金融监管制度
●提升公仆理财素养
●加强防诈骗机制
李荣昌：借贷门槛低
公务员成诈骗集团目标
专家认为，公务员借贷激增也与宽松的金融环境和监管漏洞有关。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经济助理教授李荣昌说，市场上金融产品种类繁多，信用融资渠道准入门槛较低，公务员更容易获得贷款资金，但这种环境也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公务员成为诈骗目标的风险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其财务困境。
他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提醒道 ，债务压力可能导致公务员在工作中分心，影响工作表现和效率。
分阶段加薪
“沉重的债务负担可能让部分公务员更容易接受贿赂或不当利益，损害政府的廉洁形象，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李荣昌说，尽管政府宣布为公务员加薪，但这次加薪将分阶段实施。管理或专业级别的公务员加薪总额为15%，其中2024年加薪8%，2025年再加薪7%。
“公务员可能会基于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提前增加消费或借贷，出现‘先花未来钱’的现象。”
他分析，2024年数据显示，大马的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4.2%，即约1.63兆令吉，远高于新加坡的51.9%和印尼的10%，说明我国大部分家庭普遍依赖借贷消费。
“若公务员加薪后大幅增加借贷，可能进一步推高家庭债务水平，增加家庭财务压力。一旦经济环境恶化或利率上升，可能导致债务违约率提高，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
李荣昌直言，公务员薪资上涨将加重政府财政负担，这是因为公务员薪酬支出占财政预算的很大部分，长期加薪可能导致财政赤字扩大，迫使政府增加债务或提高税收，进而对私人企业发展和公共投资构成压力。
加强理财教育
李荣昌建议政府加强公务员的理财教育，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收入和贷款，避免因盲目借贷而陷入财务困境。
他认为，政府可以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设立更严格的贷款审核制度，防止公务员因为收入增加就过度借贷，导致负债累累。
“另外，政府也可通过更完善的监管措施，规范市面上的贷款产品，避免公务员陷入高利贷或金融骗局，保护他们的财务安全。”
莫哈末阿扎尼占
贷款需求攀升
涉多重经济及心理因素
大马Muamalat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莫哈末阿扎尼占博士指出，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心理因素是导致公务员在加薪后，贷款需求依然持续攀升的主因。
他说，公务员一向是金融机构重点关注的贷款群体，因为他们在就业市场中具备高度稳定性，同时享有固定的薪资调整机制。
此外，公务员的晋升机会和退休金保障，让他们拥有更强的贷款能力及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信任和批准贷款。
“由于公务员的收入和就业相对稳定，金融机构更愿意为他们提供贷款，中央信贷资讯系统（CCRIS）和信用评级机构（CTOS）评估他们的还款能力和信用记录，若记录良好，贷款通常能顺利获批。”
他表示，理论上加薪后的公务员应当改善财务状况，但贷款需求不降反升，背后可能涉及多重经济和心理因素。
“公务员申请贷款的原因多种多样，常见的用途包括房屋装修、购地、婚礼及其他个人需求。此外，一些公务员选择债务重组，通过合并多项贷款，降低每月还款压力，以增加可支配收入。”
莫哈末阿扎尼占说，社会压力和攀比心理也可能是公务员贷款增加的原因之一，例如看到同事或友人生活条件改善，他们也会想通过贷款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高消费力带动销售
莫哈末阿扎尼占说，公务员加薪与更高的消费能力，确实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他提到，家庭消费占大马国内生产总值的61%，因此公务员消费的增加将直接带动商家销售和利润增长，这也将刺激对资本品（如机器和设备）的需求，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然而，他提醒道，若家庭债务水平过高，借贷能力将受到限制，消费势头唯恐减弱，进而可能拖累整体经济发展。
无论如何，针对公务员负债率上升的问题，莫哈末阿扎尼占指政府与国家银行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控制。
“政府早在2006年成立了信贷咨询与债务管理机构（AKPK），并限制贷款期限，例如个人贷款最高为10年，房贷最高为35年，这些措施都有助于避免公务员因过度借贷而陷入财务困境。”
目前国行正密切监控家庭债务水平。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家庭不良贷款率已从2024年1月的1.24%下降至1.10%，情况仍在可控范围内。
莫哈末阿扎尼占认为，解决公务员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金融素养。
“政府应通过工作坊和培训，向公务员普及基本的宏观经济知识，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此外，解释政府在补贴和税收方面的政策变化，帮助公务员更好地规划财务。
“通过增强公务员的金融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他们可更好地控制财务状况，避免因盲目借贷而陷入债务危机。”
陈玉玲
陈玉玲：过度消费
家庭恐陷债务危机
大马零售连锁协会副财政陈玉玲认为，公务员近期获得大幅加薪，在某程度上帮助了公务员家庭，但我国大部分劳动力是私人界受薪员工与小商贩，他们未能享受这加薪福利，因此整体消费市场的提振效果有限，许多商家仍有经营困境。
她说，随着收入增加，人们自然会追求更优质的生活条件，进而在汽车、家具、家庭电器、电脑与通讯设备、名牌奢侈品、高档餐厅、医疗服务和旅游等方面增加消费，这种消费增长背后隐藏着家庭债务攀升的风险。
根据财政部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我国家庭债务总额已达1.63兆令吉，相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4.2%，数据令人担忧。
她提醒，利率上升、失业或通货膨胀等因素，可能导致负债累累的家庭陷入破产危机：“加薪固然能刺激消费，但若家庭债务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偿债能力将会下降，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陈玉玲特别提到，“先买后付”已成为消费者普遍采用的消费模式，尤其在佳节期间，商家纷纷推出折扣与优惠，搭配“先买后付”的便捷付款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债务风险，令许多低收入群体背负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债务。
对于政府通过援助金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必要支持，但陈玉玲认为，这种援助只是杯水车薪，难以有效缓解生活成本压力。
刘明
刘明：偏好先买后付
加薪未必有效推动消费
有业者认为，公务员加薪带动家庭消费，短期内推动商家销售和资本品需求，但整体市场表现不如预期。消费者偏好“先买后付”（BNPL）或分期付款，如今线上交易主导市场，部分消费直接流向国外，抑制本地零售增长。
大马零售连锁协会（MRCA）署理会长拿督刘明指出，尽管公务员加薪和借贷增加，但未必能有效推动整体消费，因他们在消费模式上倾向于“先买后付”或分期付款的双重倾向。
他说，实际上当前零售行业正面临复杂的市场环境，尤其是先买后付的消费模式虽然在数据上推高消费金额，但并未真正反映在实体零售的增长上。
至于市场为何会淡静？业者认为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倾向线上购物。
对于统计局数据指大马2024年全年批发和零售贸易销售额飙升至创纪录的1.77兆令吉，其中12月份录得1522亿令吉，同比增长5.5%，刘明指那是因为线上的交易数目也算入其中。
“实际上，实体店的销售表现并未如数据所反映的那般强劲，许多传统零售商仍面临客流减少和销售额增长乏力的困境。”
线上交易消费外流
他提及，这两年来很多外国商家带来了大量外资，甚至可能涉及到一些本地的产业转移。
“很多本地消费可能是通过电商平台或跨境支付直接流向国外。至少90%的电商交易可能是跨境的。此外，很多房产也被外国人购买，资金流出本地，可能是造成本地零售业不振的重因之一。”
刘明指除了餐饮行业，很多用品都通过线上交易，进一步加剧本地商家的压力。
“外国商家凭借完善的跨境电商平台、强大的物流网络和价格优势，能快速渗透本地市场，吸引大量消费者。他们通过直销或代购方式，以更低的价格及更广的选择吸引消费者。
“消费者购物时往往更注重价格和便利性，而本地商家在这方面的劣势日益明显。即使本地商家在质量和售后服务上有优势，但若价格差距过大，消费者也更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低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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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违美科技禁令列对付名单 大马企业恐失半数收入
报道：张燕苹
（吉隆坡12日讯）新加坡对英伟达（Nvidia）高端人工智能（AI）芯片可能通过大马非法流向中国展开调查的事件，或将“殃及池鱼”，有专家就警告大马商界须格外留神，万一被列入美国的受限名单，或将折损高达50%的收入。
这是因为一旦企业被列入此类名单，将被切断与关键供应商、科技和金融服务的联系；国际合作伙伴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物流供应商，为了避免受到二级制裁，将拒绝与被列入名单的公司进行交易。
加强监管免踩红线
受询的商界领袖、科技专家和经济学家对《南洋商报》指出，虽然我国遭受全面经济制裁的可能性较低，但个别企业涉及违规交易或特定产品（如芯片走私），已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风险。
他们表示，在短期内，本地企业需通过提升合规性和加强市场监管，避免触碰受限商品的“红线”。
对此，大马厂商联合会建议，由投资、贸易及工业部（MITI）设立“非操控证书”（NMC）框架，以认证在转运或转口过程中未被修改的商品，从而强化我国贸易监管体系，减少欺诈性转运的风险，提升全球合规性，确保本地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科技专家刘哲涵建议政府建立出口合规信息共享平台，帮助企业及时掌握国际贸易政策变化，规避因信息滞后带来的风险。
李荣昌：若涉特定交易
个别企业仍有制裁风险
厦门大学大马分校经济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李荣昌博士指出，我国目前遭受全面经济制裁的可能性还低，但个别企业因涉及特定交易或违规行为而被制裁的情况确实存在，并且已有先例。
他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说，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可以对此置之不理。
反之，政府应严肃看待并积极应对芯片走私等问题，以降低相关风险。
“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包括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都是经过数十年的全球化发展所形成的。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密联系，经过长期贸易往来，已如同人体血管般相互依存，难以轻易切割。因此，如果本地企业失去欧美等主要市场，必然会对其销量和业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短期内，目前全球并没有足够成熟的替代市场，能完全取代欧美市场的消费能力。
难填补欧美市场空缺
他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去年的数据，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高占全球经济总量26.3%，欧盟则占17.3%，两者合计占全球GDP的43.6%；此外，欧美市场不仅经济规模庞大，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之一。因此，短时间内，其他市场难以填补欧美市场的空缺。
“虽然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被视为潜在的替代市场，但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欧美市场。若我国受到制裁，这些国家可能会担心与马来西亚进行贸易往来会引发第二级制裁，因此在合作上变得更加谨慎，甚至可能选择减少或暂停贸易往来。”
他表示，如果我国因某些因素遭受市场限制，企业或许可以尝试转向其他市场。但，要是欧美市场关闭，其他市场并不一定会友善地接纳大马企业的转向。
“此外，许多新兴市场自身的经济体量、消费能力和产业需求尚不足以弥补欧美市场的损失。因此，依赖替代市场并不是一个可行的短期解决方案。”
被制裁企业融资困难
李荣昌认为，如果本地企业遭受制裁，势必会面临融资困难和投资者信心下降的问题。
一旦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将被相关国家的金融体系排除在外，最严重的情况下，若美国禁止特定企业或国家使用美元结算，其营运和发展前景将受到严重冲击。
他说，近期，我国被指涉嫌走私高端AI芯片，已导致相关企业受到牵连。
其中，NationGate控股（NATGATE，0270，主板工业股）股价大幅下跌30%，充分反映了市场对制裁风险的担忧。这不仅影响个别企业的市值，也可能对外来直接投资（FDI）产生负面影响，甚至让投资者对我国数据中心产业的未来发展持观望态度。
“受影响的行业主要是依赖受制裁供应链的下游企业。这些企业被切断供应后，必须寻找质量较低且成本更高的替代科技或材料，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削弱市场竞争力。这种影响尤其严重，对于当前高度依赖稳定供应链的数据中心产业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也将阻碍我国成为亚洲数据中心枢纽的目标。”
苏添来:助企业面对法规
投贸部应设框架监管
大马厂商联合会（FMM）总会长丹斯里苏添来说，由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设立“非操控证书”（Non-Manipulation Certificate，NMC）框架，作为主要机构以认证在转运或转口过程中未被修改、加工或替换的商品，此举可强化我国贸易监管体系，降低欺诈性转运的风险，提升对全球贸易法规的合规性，确保本地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和信誉。
“政府应加大对企业合规工作的支持，包括提供培训、指导和法律框架的明确指引，帮助企业应对复杂的贸易法规。同时，我国应通过加强与东盟及其他科技驱动型经济体的区域合作，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单一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依赖。”
他对《南洋商报》表示，出口管制与制裁不同，目的是确保敏感技术不会被未经授权的用户获取，防止这些技术被用于军事或非法用途。
他认同遵守全球贸易法规的重要性，但他也担心严格的出口管制将对本地制造商，特别是高科技行业造成影响。
“虽然2010年战略贸易法（STA 2010）已为本地企业提供了监管框架，但随着全球出口管制不断变化，尤其是美国对半导体和人工智能（AI）科技实施的限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检讨相关政策。
“厂商联合会呼吁政府与业界加强合作，确保大马出口商在遵守复杂的贸易法规的同时，能保持全球市场的准入。”
苏添来说，出口管制或会导致金融服务、保险和物流供应商退出市场，进而对投资者信心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国际企业认为我国在贸易合规方面存在高风险，可能会减少与本地企业的合作，影响外来直接投资。
“虽然出口管制并不直接等同于经济制裁，但包括美国、欧盟和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维护着‘限制交易方名单’，被列入名单的公司将被禁止或限制接收受控商品、科技或金融服务，这将对贸易构成重大障碍，甚至可能让投资者却步。”
“此外，合规要求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增加企业的营运成本，导致资本市场波动。”
为保持投资者信心，他认为我国需要加强合规体系建设，包括强化尽职调查、建立透明的法律框架，并与美国和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保持积极的外交合作。
苏添来说，半导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业、电信和高科技制造业是最容易受到出口管制影响的行业， 主要是这些行业高度依赖美国的先进科技，而这些技术受出口管制条例（EAR）和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等严格法规的约束。
他强调，要是这些行业未能遵守规定，可能会被切断关键的组件、软件和技术支持，就会严重影响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由于我国是全球主要的半导体制造中心之一，任何供应链的中断都可能影响本地企业和在我国营运的跨国公司。因此，采取主动的合规措施（如审核供应商、筛查最终用户及遵守2010年战略贸易法）对于这些高风险行业保持业务连续性非常关键。
刘哲涵:助企业应对变化
政府应建出口合规平台
科技专家刘哲涵博士认为，政府有必要建立出口合规信息共享平台，帮助企业更及时地了解和应对国际贸易政策变化。
他说，在这个大局不明朗且瞬息万变的时候，信息共享显得非常重要；平台可以集中提供国际贸易政策的最新更新、合规指南和风险预警，帮助企业及时了解政策变化，避免因信息滞后而带来的风险。
“通过及时掌握政策动态，企业能更好地规划出口战略，及时调整市场布局，因应国际间的竞争。此外，平台不仅是一个信息获取渠道，还可以成为企业交流经验、分享应对策略的场所，帮助企业共同应对政策变化带来的挑战。”
最后，通过平台收集企业的反馈和需求，政府可以更精准地调整贸易政策，进一步提升大马整体出入口贸易的竞争力。
他说，虽然平台建设需要投入资源并确保信息质量，但长期效益将加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因此，这是值得推进的举措。
勿过渡依赖受限商品
Aqran Vijandran律师事务所高级国外顾问哈拉德西佩尔提醒，我国的企业要是严重依赖受限商品，如半导体或人工智能科技，一旦被列入美国的受限名单，可能会损失超过50%的收入。
他表示，一旦这些企业被列入此类名单，将被切断与关键供应商、技术和金融服务的联系。
据“自由今日大马”报道，他指出，许多国际合作伙伴，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物流供应商，为了避免受到二级制裁，将拒绝与被列入名单的公司进行交易。
“这不但会导致现有业务的损失，还可能剥夺这些公司未来的商业机会。
对于从事技术和电子产品出口的公司而言，失去美国或欧盟等关键海外市场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替代市场的需求可能较低，且利润空间有限。”
西佩尔是在评论新加坡英伟达（Nvidia）芯片丑闻时，如此表示。新加坡当局正对英伟达（Nvidia）高端人工智能（AI）芯片可能通过大马非法流向中国而展开调查。
不过，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东姑扎夫鲁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曾经从新加坡转移至马来西亚。
制裁对企业威胁更深远
西佩尔表示，新加坡调查英伟达事件也为大马企业敲响了警钟，提醒它们需要加强合规措施。
他曾撰文指出，相较于关税，制裁对企业的威胁更为深远。
根据新加坡媒体的报道，这些芯片被植入戴尔（Dell）和超微（Supermicro）公司供应给新加坡企业的服务器中，随后被运往马来西亚。
这些芯片正成为美国调查中国人工智能公司DeepSeek的焦点。美国正调查该公司是否通过新加坡的第三方采购受限的英伟达先进半导体，从而规避华盛顿的出口限制。
他强调，被列入受限名单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摆脱制裁名单，恢复正常业务运作。
“解除制裁的过程复杂且耗时。公司需要证明其完全遵守合规要求，采取补救措施，并在多数情况下向美国商务部等监管机构提交申诉。”
他说，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而且并不保证成功。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涉及的相关企业可能会被无限期地列入受限名单。
西佩尔指出，我国的企业如果不遵守严格的出口管制规定，可能面临出口特权被取消的风险，对业务运营造成严重影响。
“失去出口特权意味着公司将无法合法出口产品或接收关键的外国零部件，这可能导致生产中断，业务陷入瘫痪。”
他表示，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公司，可能因缺乏原材料、软件或零部件而导致生产陷入停滞。此外，融资也可能受到影响。
“银行可能将受限公司视为高风险企业，进而限制其获得信贷或贸易融资的能力。”
西佩尔强调，鉴于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企业若涉及技术或高科技零部件出口，了解和遵守马来西亚及美国的出口管制框架已变得非常关键。
“积极的合规不仅能保护企业免受处罚，还能确保企业在全球市场上保持良好的声誉和竞争力。”
减少对少数国家过度依赖
至于面对出口限制带来的潜在经济冲击，我国政府现有的政策，是否足以支撑或支持一旦受到影响企业？
李荣昌认为，我国应积极推进贸易多元化，减少对少数国家的过度依赖，以加强经济韧性。
“然而，贸易多元化更适合作为长期战略，目前全球尚无经济体能够完全取代欧美市场的影响力，毕竟美国与欧盟合计占全球GDP近一半。”
他提醒 ，在短期内，我国仍需谨慎行事，避免卷入国际纷争，以维护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稳定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近期提出的全面加征关税政策可能加剧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矛盾，甚至导致欧美关系紧张。如果这趋势持续发展，欧美内部的分裂或许会为其他国家创造新的贸易契机，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各国遭受统一西方阵营经济制裁的风险。”
推动高科技领域发展
刘哲涵认为，无论是否受到出口限制，推动高科技领域和人工智能等产业的积极发展，都将为我国迈向高科技先进国以及成为亚洲人工智能枢纽的愿景带来巨大益处。
他指出，我国的国家半导体战略（NSS）已计划提供250亿令吉补贴，其中在研发补贴方面，将对IC设计、先进封装等领域的研发投入提供50%税收减免。
此外，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内培训6万名工程师，并与国际企业合作，建立半导体研发中心，以提升我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竞争力。
“我国也可通过与数据中心及相关产业洽谈，吸引外资企业在马设立区域总部或技术转移中心，从而充分发挥我国在人力成本和技术优势上的竞争力。”
提及在当前全球贸易环境下，要是本地企业失去美国和欧盟等主要市场，可有哪些替代市场，而要是受到市场限制，企业是否有足够的弹性空间来转向其他市场？
刘哲涵对此表示，东盟内部市场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协定为本地企业提供了零关税出口至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国的便利。
亚洲境内，中国向来是我国半导体、电子电气产品主要出口市场；且中国对棕油、橡胶，榴梿等大宗商品的需求持续增长，且对高科技合作持开放态度。
此外，我国的清真认证产品（如食品、化妆品）在中东市场具有潜力，因此，政府可推动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的自贸协定谈判，并支持企业参与沙特“2030愿景”等区域计划。
“非洲，印度、巴基斯坦对棕油及一些中亚国家对基建和农业技术都有一定程度需求。”
刘哲涵说，我国中小企业在转向新市场时面临的主要障碍包括经济规模小、技术不足和对贸易规则了解不充分，但通过供应链多元化、技术升级（如AI，数字化工具提升效率）和加强产品自身优势，本地化（如清真认证）可加强韧性和竞争力。
他说，最直接的方法是强化本地供应链，通过税收减免鼓励企业采购本地原材料（如棕油衍生产品），并推动农业技术升级以降低进口依赖。
他认为，简化通关流程，并建立出口合规信息共享平台，为企业提供实时的预警和应对指南。
“同时，也要加速推进自贸协定谈判，设立专项小组支持企业开拓中亚、中东和非洲市场，组贸易代表团、参加展销会等方式推广本土品牌，加强多元双边，多边关系，减低供应链的单一依赖，加强供应链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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