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08亿令吉教育贷款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沉重负担，问题已超越债务追讨，更暴露社会契约的裂痕。

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的数据揭示，120万借贷者与政府之间形成某种对峙，集体违约现象值得深思。

以诺拉为例，她在吉隆坡购物中心工作，月薪仅2300令吉，每月500令吉的还款压力令她无奈。

数据显示，2023年大马新鲜人起薪中位数仅2150令吉，而生活成本10年间上涨47%。当教育投资回报持续低迷，毕业生往往无力偿债。

自动扣薪形同虚设

社交媒体上的“#TolakPTPTN”反映了一种变异的福利主义心态。

部分网民认为政府理应承担教育成本，却忽略我国高等教育补贴率已达63%。这种单向索取的观念，正在削弱公民责任感。

PTPTN的自动扣薪制度（SPP）执行不力，仅38%雇主配合，使制度形同虚设。

更离谱的是，现行罚息制度竟导致“还得越多，罚得越多”，直接削弱民众的还款意愿。法律执行若失衡，政府公信力亦将流失。

29岁的工程师阿末连续42个月定额偿还，但因薪资增长反而被罚更多。这种“惩罚努力”的荒谬现象，反映制度缺乏人性化考量。

若还款机制未能与经济现实匹配，债务问题终将演变为集体性抗拒。

可借鉴澳洲狮城制度

澳洲的高等教育贷款计划（HELP）值得借鉴，其设定还款门槛为年收入4.8万澳元，并实行免息政策，还款率高达92%。

我国可推行“收入连动偿还系统”（ICRS），让毕业生按可支配收入的5%至15%偿还贷款，并在经济困难期提供还款冻结机制。这样既能保障制度尊严，又能确保基本生存权。

此外，可仿效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的“能力证明豁免”制度，对恶意欠款者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如冻结证券账户、限制高消费，甚至影响公务员晋升资格。

同时，可设立“信用修复机制”，允许失信者通过社区服务抵扣部分债务，形成“惩戒-救济”并行的制度。

政府应以制度创新实现柔性治理，而公民社会亦应重建“权利-义务”平衡。解决方案不在严刑峻法，而在建立让年轻人愿意还款的机制。

设立弹性还款制度，能鼓励毕业生主动履约，让高等教育基金进入良性循环，惠及更多新生代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