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经济学家倾向于将中国为应对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当于其GDP的12.5%），视为一项各国政府都应效仿的凯恩斯式大胆创举。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IMF）也对该国大加赞赏，而受益于由此带来的大宗商品繁荣的发展中经济体也是如此。

但随着经济学家的深入研究，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开始浮现。大规模刺激政策在短期内无疑是有效的，但它也扭曲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为该国当前的许多问题埋下了祸根。

这促使人们对政府在经济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更为广泛的重新评估。而事实证明国家的过多控制往往弊大于利。

过多控制弊大于利

当然，中国最初的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底启动并持续到 2010 年，并没有标志着政府支持的终结。通过允许地方政府在账外借款和为地方城建公司债券提供事实担保，中国为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提供了大量支持，并将经济刺激政策延长了十年。

这两个部门因此也大概占据了当前总需求的三分之一，远远超出了欧盟、日本和美国的水平。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熊伟及其合著者，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就中国政府的长期刺激政策对私营部门活动的影响状况，提出了令人警醒的见解。

通过分析本地数据，他们发现2002-2008年间各省的GDP增长，与企业利润和零售额都存在强相关性，这与标准凯恩斯主义模型的预期相反，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相关性在2011-2019年间完全消失了。

同一篇论文中的相关分析，还发现城市层面的生产率增长——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作为对照——在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相当强劲，但却在随后几年显著下降。

建筑回报续递减

这些发现与我与国际货币基金经济学家杨元辰早前共同撰写的研究报告相吻合，该报告认为中国建筑业的回报，在经过多年过度建设后持续递减。目前这已造成住房供应过剩，导致许多城市房价重挫。

鉴于房地产在中国家庭财富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即使官方公布的GDP增长数据，继续徘徊在5%左右，因消费需求崩溃引发的通货紧缩状况也就不足为奇。

西方分析人士经常哀叹中国政府不愿推出旨在刺激消费需求的大规模刺激计划——比如美国在冠病疫情期间的直接现金转移支付。

但他们往往忽略了熊伟及其合著者所强调的一个关键点：中国是一个混合型经济体，政府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远远超过任何发达国家。

多年来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都可以用经济快速增长来为现状辩护。但如今这一论点的分量已大不如前。经济增长的质量持续下降，用会计伎俩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项目来掩盖经济的潜在弱点，早晚是行不通的。

而恢复增长的唯一可持续途径，是让在过去十年间强行巩固了自身权力的中央政府，将部分权力移交给地方政府，更重要的是移交给私营部门。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也使中国更迫切地要去恢复私营部门活力。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和全球竞争力的部分，也是该国提高生产率和摆脱当前困境的最大希望。

须寻找新增长点

但随着出口引擎逐渐熄火，政府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而只有私营部门准备好了应对这一挑战。

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的经济成就令人钦佩，但2008年后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并不像许多进步凯恩斯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取得了绝对的成功。事实上它应该是一个警示。

此举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的债务相对GDP比率不断攀升，进一步限制了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Fiscal Monitor），预计到2027年中国的公共债务额，将超过GDP的100%，如果算上企业和家庭负债则将超过300%。

有些人或许会说中国的低利率使债务负担可控，但值得留意的是美国也曾有过同样的说法。与日本一样，中国也可以通过金融抑制措施长期保持低利率，但代价可能是经济增长放缓。而日本过去三十年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这条路径最终可能通向何方。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富有创意且精明强干，但目前的一些问题是由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他们能否找到摆脱当前困境的办法，或者中国会否沦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又一个受害者仍然是未知之数。

但是希望重复2008年的做法显然是非常错误的。精心策划的刺激消费性措施或许有所帮助，但前提是它应当通过私营部门的需求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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